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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170191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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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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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从上述立场出发，认为人类历史也就是作为个体的人向社会的“组合体”（群、部落、种族、阶级、民族、国家、帝国、世界联盟）发展的历史。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受到经济因素、科学发展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由人的意识的内在原因或精神规律所决定的。因之，历史的发展也就是人类意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在意识的发展过程中，理性虽然是一个“居间者”，但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奥罗宾多说：“理性是不完全的……但是它以最大的勇气开导着人类，它是人类进步的真正心脏。”(36)他把理性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与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相联系起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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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根据他的理性学说分析了现代运动。“如果我们可以对现代运动加以判断，那么，理性的进步是被当作社会的一种革命者或创造者。如果对理性的发展过程不加以阻挠的话，它的逻辑发展必然经历三个时期，第一是个人主义时期……第二是社会主义时期……第三是无政府主义时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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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还根据意识的不同形态对社会发展作了分期。他附和德国神学家兰普雷克特（Lamprecht，1856～1915）的意见，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经历了四个时期：象征时期、典型时期、约定时期和个人主义时期。在象征时期中有一种强烈的象征心理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习惯和制度，其中宗教的象征起着指导的作用。在印度反映在“梵书”和“奥义书”中的象征观念曾经塑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典型时期中，宗教的象征已从属于心理的观念和伦理的理想，心理和伦理的观念成为社会行动的指导思想。例如印度教的“法”（社会生活的规范）变成了社会的主要功用，由于在这个时期中创造了很多的社会理想，为后来的发展定下了楷模，因之称为典型时期。在约定时期中，心理和伦理的理想已受到外界力量的制约，成了一种严格的、形式的、固定不变的制度，从属于某种亘久性的权威，例如印度古代的“四姓分立”(38)思想在这个时期中开始从出身、经济组织、祭祀方式等方面划分而形成了约定的制度。这个时期虽然有过它的黄金时代，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它的逐渐趋向保守、腐败、形式主义，又变成了社会的桎梏，因而引起了人们的重新思考、反叛，进入了个人主义或主观主义的时期。奥罗宾多把个人主义时期看作是“理性的时期”，“反叛、进步和自由的时期”。他写道：“个人主义的原则是人类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自由，按照在理性管理下的欲望去发展自己，完成生命，满足心理的意向、感情和生命的需要以及保持肉体的生存。”(39)他认为，这个时期在西方从宗教改革就已开始，20世纪正在达到极点，而东方在西方的影响下正在开始，它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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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奥罗宾多在《人类循环》、《人类联合的理想》、《人的演化》中关于社会发展的简单介绍。他的社会历史观点是东西方思想的大杂烩，不但在内容上极为芜杂、混乱，而且在逻辑上也是矛盾、脱节的。不难看出，他的历史分期是承袭了德国神学家兰普雷克特的“心理型史观”（实际上是宗教史观），对现代运动的分析因循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说教，而“理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因”的观点则是18世纪以后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时髦学说。他把东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囊括在一个体系中，其目的是要为他的神学目的作论证。历史在他那里只是观念逐渐发展或实现的过程，亦即绝对意识“进化”或“退化”的循环记录。他不是从历史本身和内部去寻找发展的规律或动力，而是从外部把神或哲学意识那种神秘主义的力量引入到历史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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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在阐述他的社会历史观时以众多的章节讨论了理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40)，承认理性是作为“现象世界记录”的历史的动因。我们知道，“人的理性不能是历史的动力，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所谓理性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人的理性是以客观的事物和具体的历史内容为基础的，离开了具体的历史内容而侈谈抽象的、不变的理性，那是任意的臆想。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人有着不同的理性。歌德在《浮士德》中讽刺那些侈谈抽象历史精神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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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们称之为历史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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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这些先生们的自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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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所鼓吹的理性，无疑就是印度资产阶级的理性，这一点只要他不作无谓的思辨，从理论的云雾堕入现实世界的时候，就暴露出了他的本质。例如他在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时写道：“理性的时代即自由的时代，是不能超越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如果这种趋势（指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趋势——引者）成为普遍的情形，那么理性的时代就告终了，就是人类心灵理智的扩展的自杀或处决。”(41)奥罗宾多所鼓吹的“理性王国”，原来就是“资产阶级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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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170191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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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对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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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激进派”的公认领袖。他和提拉克、甘地一样，力图把印度的政治运动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宣传印度教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印度教的理想就是印度民族的理想。他写道：“在伟大过去的基础上创造伟大的未来。用印度宗教的热情和精神注入印度的政治，是印度伟大和强有力觉醒的必要条件。”(42)在他看来印度的爱国主义是“宗教信条”，民族解放是“宗教祭祀”，消极抵抗是“亲证（sādhanā，导致至善的精神训练——原注）的准备”，为国牺牲是“解脱的道路”，摩耶（幻）是“消极无能的表现”，民族主义是“从神那里来的一种宗教……依靠这种宗教，在国家中、在同胞中试图亲证神，在三亿人民中试图亲证神”(43)。奥罗宾多这种说教在印度群众运动尚未成熟的时候，无疑地起过重要的鼓舞人民的作用，在当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中有着重要意义。但后来实践证明，它不仅阻碍了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改变了民族运动的性质，而且分化了前进和团结的力量，有着一定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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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提出了与“温和派”不同的斗争目标和策略。他在一则批判“温和派”领袖郭克雷的“求乞政治”的演讲中说：“有些人怕用自由的字样，但我要经常用这个字，因为它已成为我渴求国家自由而生活的信仰……我们的理想是自治（Swaraj）或者是摆脱外国控制的绝对自主，我们要求每个国家有按照它自己的特质和理想，依靠它自己的能力而自己生活的权利。”(44)他对自治的具体内容作了下列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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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策是自我发展和自卫的抵抗。但是我们要把自我发展的政策伸展到国家生活的每一个部门中去，不仅到经济自主和国家教育，而且要到国防、国家仲裁法庭、卫生、饥荒保险或救济中去——无论我们手下所做的什么事或紧迫需要做的事，我们必须自己尝试而不再望外国人替我们做。……我们不仅要买我们自己的货物，而且要抵制英国货；不仅要有我们自己的学校，而且要抵制政府机关；不仅要组织我们的保卫同盟，而且要和官厅行政断绝关系。……我们要把这抵制直接针对英国官僚，因为这官僚站在背后，使商人剥削成为可能……(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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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还指出：在争取自主的目标中要建立“人民的政权”(46)，“没有政权，任何目标都是不可能达到的”(47)。人民政权是“自由的、制宪的、民主的政府系统”(48)，这种政权“逐渐在自己的范围内健全民族的生活和活动，达到摆脱外国控制的最终目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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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适应，奥罗宾多在斗争的策略与方法上也提出了一套与旧时代“温和派”甚至和甘地不同的主张。自19世纪70年代起，印度的“激进派”走上历史舞台后，他们在与英国有组织的暴力的斗争中提倡所谓消极反抗的策略。奥罗宾多也同意这种策略，但赋予了新的意义。他认为，消极反抗在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抵抗”，它对动员和组织人民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斗争中决不能排斥其他的方法，即暴力斗争的方法。他认为暴力是一种历史现象，以“暴力回答暴力是正当的和不可避免的”(50)，对英国官僚统治“如果不给予强力，他是不会退让一呎的……只有有组织的民族反抗，无论是消极的还是进攻性的，才可以作出我们自己发展的结果”(51)。此外，他还指出：有组织的反抗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消极反抗、进攻性的反抗和武装起义，这样才能摆脱外国的统治，争取民族的完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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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这套政治纲领和策略较之资产阶级自由派大大前进了一步，它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激进派”的“最激进”的主张，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1905年至1908年的印度民族运动中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至今还有着影响。但是奥罗宾多没有把这套主张和实践坚持到最后，正当印度民族民主运动冲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官僚统治，而且也威胁到了印度统治阶级本身存在的时候，这位思想家就害怕起来，突然退出了群众运动的队伍，转而成为宣传瑜伽神秘主义的教师，成为20世纪初政治上空的一颗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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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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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是把他的宗教目的和社会理想糅合在一起的。他把他的宗教称为“人类理智的宗教”。宣称：人类理想的社会也就是“神在地上的王国”。为此，他对未来的社会作了很多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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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建筑在实现神性的个人基础之上的，当然，这种个人也是和社会其他的成员在精神上联合在一起的。在未来的社会中，个人将获得“最深的自由”和“最大的满足”。它的经济目标是要“给予所有人最高可能的定量——按照他们自己本性进行工作的快乐，发展内心的无拘束的休宁以及简单、富有与美丽的生活”(52)。在政治方面要尊重个人的权利、平等和自由，避免一切倾轧、对抗和战争。根据自愿和互助的原则，建立民族乃至世界的联盟，实现人类统一的理想。奥罗宾多认为，人类精神统一的关键是“胞与之爱”，“自由和平等的联合只能依靠人类胞与之爱的力量才能达到，而不能建立在其他之上。而胞与之爱只存在于灵魂之中，并且依靠着灵魂……自由、平等、联合是精神的永久属性”(53)，“民主、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在很大范围内是它的副产品，至少从它的内部存在中获得很多的力量”(54)。他指出，达到理想社会的手段不是改造人的外部环境，而是改造人的内部本性，即通过羯摩瑜伽、自我认识、自我净化，达到与神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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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奥罗宾多的整体吠檀多不二论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它是在印度传统吠檀多唯心主义基础上，摄取了19世纪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等建立起来的。他把东西方各种互相对立、矛盾的思想囊括在一个庞大的体系中，其目的是要调和科学与宗教、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科学为宗教服务，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妥协。但是我们在他的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说教中，也可以看到某些合理的符合科学的思想。奥罗宾多的社会政治观点有着革命的、进步的一面，而且这个方面是主要的，但也有着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他的反帝爱国的思想曾经鼓舞过人民群众，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把这种思想坚持到最后。奥罗宾多世界观中的矛盾，不单是他个人所具有的，而是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条件、历史传统等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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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罗宾多：《神圣人生论》，本第治里，1955年，第90～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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