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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勿忘勿助。“勿忘勿助”是湛若水体认天理的前提，故在著作中随处皆有阐说，比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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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勿助，心中正处，这时节，天理自见，天地万物一体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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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动静皆定，忘助皆无，则本体自然合道成圣，而天德王道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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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在心，求则得之，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求有方，勿忘勿助是也。……只不忘助时，便添减不得，天理自见，非有难易也。（以上见《语录》，《明儒学案》第906~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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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王阳明体系中，致良知是根本宗旨，是功夫“大头脑”，勿忘勿助只涉及具体修养中的心理状态，是枝节问题，故阳明不以此为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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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间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什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漭漭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涉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传习录中·答聂文蔚二》，《王阳明全集》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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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致良知包括集义、格物、诚意、正心等功夫，致良知即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只是对必有事的辅助说明。而湛若水以勿忘勿助为根本功夫，他对王阳明的批评甚不以为意，屡屡加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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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每每欲矫勿忘勿助之说，惑甚矣。（《语录》，《明儒学案》第9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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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忘勿助为虚，阳明近有此说。而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工夫也。舍勿忘勿助，则无所有事，而天理灭矣。不意此公聪明，未知此要妙，未见此光景，不能无遗憾，可惜可惜！（《语录》，《明儒学案》第9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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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王阳明与湛若水关于勿忘勿助的辩论，可以看到，王阳明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锻炼体悟出的良知，是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可以说就是精神活动本身。它包括理智、意志、情感及对自己精神活动的控制与调节。良知受道德理性的驱迫，它本有的道德情感时时显露，所以它“必有事焉”。良知又受其调节机能的驱使时时注意勿间断，勿欲速求效，而使“必有事焉”得以在雍容宽舒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它不求中正而自然中正，不强调随处而触处皆真。这是良知活动的化境。以此化境反观湛若水的勿忘勿助，自然感到蛇足和支离。但勿忘勿助是湛若水体认此心中正之体的前提，它在湛若水的义理脉络中是不可少的。王阳明和湛若水皆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批评对方，其不能折服对方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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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案语中说湛若水为旧说所拘，这是黄宗羲从心学立场出发批评旧学。从平正公允的立场看，旧学亦未必可非。黄宗羲又批评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为体认于感，并以体认于感为未当，这个批评也未必中肯。实际上湛若水虽是在感上、已发上体认“中正之本体”，但他所体认的中正之理却有“增减不得”、恰到好处的性质，皆与寂体之“未发之中”一致。寂感体用一源，故不能说体认于感为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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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四 湛若水的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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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一生仕途平坦，政事之暇，以讲学为事。足迹遍大江南北，年且九十，犹为南岳之游。其门弟子虽不及王阳明之盛，但也有很大影响。《明儒学案》谓“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明儒学案》第876页），可以说是当时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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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弟子，最著名者为吕怀、何迁、洪垣、唐枢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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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吕怀 吕怀字汝德，号巾石，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著有《律吕古义》、《历考》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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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怀之学，大体上继承了湛若水天理乃吾心中正之本体，以勿忘勿助随处体认的宗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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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睹不闻即吾心本来中正之体，无生无弗生，无存无弗存。苟有丝毫人力，便是意必固我，而生存之理息矣。故君子戒慎恐惧，常令惺惺，便是生存之法。（《答戚南山》，《明儒学案》第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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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中，无不包贯，此吾心本体也。此心同，此理同，其为包贯亦无弗同。流行神理，岂有丰啬厚薄哉？惟其流行而既形焉，于是二气分，五行判，交错不齐，而理之神有不能尽然者矣。阴阳五行，适得其初则中，中则心存，心存则本体洞然而无所障蔽。（《与蒋道林》，《明儒学案》第9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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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怀实际上认为有一个中正之体，这就是性理，它在天地间，也在人心中，二者是同一的。人对它不能有所加损。万物运行合乎其则，人应事得其宜，不过是实现了这个中正。这一思想与湛若水一样，有融合理学心学的倾向。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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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统于心，本来无病，由有身乃有气质，有气质乃有病，有病乃有修，是故格致诚正，所以修身；戒惧慎独，所以修道。身行道立，则静虚动直，天理得而至善存矣。（《与蒋道林》，《明儒学案》第9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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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论心性情关系皆沿袭旧说。吕怀的特点是重视变化气质。他认为，为学全在变化气质，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其功夫皆在变化气质。从变化气质着手，王阳明与湛若水宗旨本一；若不从此处着手，则任说千万，皆是虚弄精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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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良知，本同宗旨，识得原因着脚，则千蹊万径，皆可入国。徒徇意见，不惟二先生之说不能相通，古人千门万户，安所适从？今即便于良知天理之外，更立一方亦得。然无用如此。故但就中指出一通融枢要，只在变化气质。学问不从这上着脚，凭说格致、说戒惧、说求仁集义，与夫致良知、体认天理，要之只是虚弄精神，功夫都无着落。（《答叶德和》，《明儒学案》第9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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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王阳明湛若水功夫大端在变化气质，这从大的方面说并不错，但王阳明与湛若水在承认变化气质的大前提下，还有许多不同。特别是王阳明一生精进不已，功夫要领发生多次变化，变化气质一语不足以概括。变化气质是孟子以来儒学功夫论的纲领，张载、程朱、陆王皆不违此旨。用这一点来标举其师与王阳明之同，固大而无当。但吕怀变化气质之说并不越师门之旨。湛若水的《心性图说》，敬字贯彻始终，《答阳明论格物书》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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