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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真常贯合于几”，指事物的存在、事物的运动、事物的规律集中体现在“几”上。而“几”又是极细微、不易把捉的端萌。方以智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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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者，微也，危也，权之始也，变之端也，忧悔吝者存乎介。介，间也。（《东西均·三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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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看重的是几的细微的端萌，有而无、无而有、有无之间之意。因为端萌藏有后来发展结果的潜能和种子。方以智举例说：“天地未分前，即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中，冬至子之半者，即贯四时二十四节中。”（《东西均·三征》）这就是真常贯合于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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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即动即静，即有即无，它是交轮的最初承担者。方以智赞成邵雍虽立先天之义，而着眼点却在动静之间的“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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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子知先天，而不专立先天之状，止于动静之间叹之曰：“天下之至妙者也。”阴阳之几毕此，而可知不落阴阳、动静者即此矣。（《东西均·三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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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的不落阴阳、不落动静即先天。而先天的作用是通过“几”来发生的，几是“天下之至妙者”。知几就是知先天，把握几就是把握了先天之体。方以智这里实际上是道出了他的思想方法：把握事物之几。把握了几就是把握了事物变化的关键，把握了几就是把握了事物发展的根据，知几方可“时乘其中，应节如环”。“知几其神”这句话，在方以智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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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方以智晚年受佛教影响，不住一法，不执一法，随说随扫，最后的见解即决破一切。凡有所说随即遮遣，凡成对待者即破对待，此之谓“决几”。决者，冲决、决破之意，决几即决破一切可执可说可思议的名物。能达此深微的道理，能知“决几”，方是最后的大自在。方以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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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决几焉，动心以知不动，忍性以知不忍，无我以知大我。……是必格破虚实之交，而后能合虚实交之几；迸裂前后之际，而后能续前后之几。……由泯知统，乃许大随。（《东西均·三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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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虚实交而不泥虚实交，知前后际而不执前后际，这才能真得虚实前后之真几。由负面之泯而达之统，才准许执持正面之随。否则凡有所说所见，皆成执滞。在方以智这里，最后的境界是一法不立。他先说许多俗谛的话，用以显出真谛，然后真谛俗谛一起决破，一切全扫，最后得一无差别、不可思议、一切亦此亦彼、一切非此非彼的境界。到此境界，对待无，圆∴三点无，中五四破无，随泯统无，交轮几无，一切皆不立。方以智说：“吾一不立，一切不立，视不立目，听不立耳，持不立手，行不立足，思亦不立心。游于山川，不立山川；居于城郭，不立城郭；先天地生，不立天地。岂特不立文字云耳。”（《东西均·不立文字》）这就是方以智之“钧”，这个钧可名“全钧”，可名“无钧”，可名“真钧”，惟其即全即无，所以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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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五 三教统合与打翻三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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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虽以一切皆不立言本体，言究竟，但人不能离现象世界，现象世界中的一切，皆有名象，有是非。现实的人必须与世俗处。即使超脱如庄子，也得一方面“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一方面“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方以智思想中也有这两个方面。作为一个对天地万物的根本道理有深刻的认识而又经历了明清之际的乱离生活，既有深厚的儒家思想又吸收各家学说，既有坚定的思想信念又有满腹酸楚、一身无可奈何的思想家，面对纷然淆乱的世界，他主张“住而无住”。住而无住的第一步，就是破除差别。这表现在对待不同的思想学说上，就是统合三教。他的这一主张，既有儒家的思想因素，也有道家、佛家的思想因素。儒家因素首先是孟子所谓知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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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起于诐，甚于淫，成于邪而极于遁，由其心之始于蔽，深于陷，叛于离而终于穷。知所以之焉廋，则知知遁之要矣。其要在以本无是非之体，平气以定是非之权，此谓公衡。莫公于天地，天地无是非而圣人立之。惟能容之，乃能立之；惟能立之，乃能忘之。圣人之心即天地也。后世各护其所畏难而自遁于所便，以故是其非、非其是而是非乱。但曰学道者当以无是非为极则，而不明公是非以为衡，则生心害事，各无忌惮，而天地与人皆有之心尽丧矣，辩岂得己哉？（《东西均·容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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诐、淫、邪、遁本于《孟子》“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方以智认为，言论有“诐、淫、邪、遁”是因为心有蔽陷。要免除此病，关键在以本无是非之体，求公是非之权衡。本无是非而公是非，这是效法天地。处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效法天地的具体做法是以本无是非之心而立是非，立是非而容忍是非，容忍是非而忘是非，这样才能本无是非而公是非。只无是非而忘记公是非，必“生心害事”。百家各以其技逞于世，故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于是是非淆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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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处于一偏一曲而诋毁公是非，这是最大的祸害，故方以智要求合百家众技而为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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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者不可得矣，百家众技，天地皆容而养之，未尝不可以一偏一曲自遂也。自欲以一偏一曲诋大公而求胜，此吾所谓冤。安得合并为公之大人一雪此乎？（《东西均·容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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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学说，各种学说总是具体的，合百家众技就是无所不包之全。方以智所处的明末清初是儒家占统治地位而释道各求与儒家融合以求生存的时代。方以智的学养中儒释道三教皆有，对他影响最大的几位学者，他的父亲方孔炤以易名家，他的家庭则世守“以儒为业，诗书传家”之训。方以智从小就秉承“善世，尽心，知命”的家教。他的老师王宣深于道家之学，他的外祖父吴应宾精于易，又邃于佛学。方以智受这样的学术环境熏染，后半生又身入空门，他有三教统合的主张是很自然的。他出家后于闭关高座寺期间写的《象环寤记》，以梦中所见，明确地表达了他以儒家为主统合三教的主张。其中以祖父方大镇代表儒家，以王宣代表道家，以吴应宾代表佛家，他们在对方以智的训诲中表明了各自的立场。方以智借方大镇之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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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故望有知其全者以疗教，则必集大成以为主，非可平分也。溯其原同，则归于易耳。万世者，明体适用，原无无用之体。孔子下学而上达，详于用而不尽用。其最上者，俟人自得。……老子则专主不用为曲全，不得已而后应耳。平怀论之，善世之心一也。门庭设施，当以好学为正大中和，各安生理，本末内外，一致随时。而以二氏之迅方资后儒之痛痒，悬远峰之青，以为城郭江河中之必不可少者。尽心，知命，不二生死，有何殊耶？吾所谓神，神不离迹，迹以神化，其迹亦神。既有全神，何惜补不全之迹乎？留轮回之因以助神道之教，以纵横之逼激补正告之拘牵，以懦弱制独尊之矜悍，而以棒喝迫曳尾之退避。洛下、考亭不妨树拂拈椎，象山、慈湖当证心于象数；注我自得矣，独不念六经贱而私心横耶？修武、庐陵宜过牢关，临济、赵州何嫌上学。两而参之，博约并用，时益时损，时艮时震。无妄蓄识，足继见心；修词立诚，岂非乾三人道之极，德业之知终哉！自强不息，无住生心；精义入神，开物成务。无可无不可，无为而无不为也。嗟乎全矣！然未敢望也。（《象环寤记》，《东西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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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长段话，是他关于三教关系的集中表达，也是他散见于各篇对儒释道的批评的一个总汇。他的意思是，三教各有所偏，必集中了三教优点的人才可望纠补，而所谓集中三教优点的人，必以儒为主。而儒又以易为最全者，因为易可以明体达用。孔子之学下学而上达，以日用事为为学，由此上达天命。其向上一着，俟人自得。老子以懦弱谦下，守柔贵雌，不用世为教，这也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与儒家善世之心同。但其门庭设施当改为好学，方为正大中和，并保持其随时俯仰的优点。儒家须得释道补助之、疗治之，作为它不可少的资养。说到底，儒家之尽心、道家之知命与佛家之不二生死是同一的。佛家的生死轮回说可以补助儒家之神道设教，禅宗的机锋公案之纵横激逼可以补助儒家教法正面训导的拘牵，道家的懦弱谦下可以纠正佛家的惟我独尊，禅宗的当头棒喝可以纠正道家的避让退守。理学中程颐、朱熹的传注不妨吸收禅宗的当机省悟，陆九渊、杨简的心学不妨植入象数以纠正其师心自用，鄙弃经典。辟佛者宜闭关以体会佛家修行之法的好处，禅宗宜多读经典，以明了禅教本来一致的道理。总之，各家各派互相补足，博约并用，损益兼举，动静互济，自强不息与无住生心融通，精义入神不遗开物成务。这就是方以智对百家众艺的主张。他的主张中明显含有儒释道三教统会、禅教统会、理学心学统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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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关于三教的看法，受他对“神”“迹”关系的见解的制约。他认为，儒释道皆道体一个方面的表现，所以皆迹，拘守迹而不知神，则不知最上乘义。三教皆迹，亦三教皆神。以其皆迹，故不妨以迹救迹；以其皆神，本不须救，听之任之。在方以智看来，儒释道三教皆可以迹救迹，故皆药也。佛教以解脱对治人的缠缚嗜欲，道教以懦弱谦下对治人的争强好胜，儒家以救世对治释道的出世。然药亦因药致病，故虽可互相疗救，亦不可执定。方以智对于三教的态度是：“今而后儒之，释之，老之，皆不任受也，皆不阂受也。……何不曰天地大矣，或亦当有此无用之用。”（《东西均·神迹》）不住一法，亦不离一法。非释非老非儒，亦释亦老亦儒，不偏于迹，亦不偏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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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方以智又认为，从事事无碍的角度着眼，儒释道三教的教义是相通的，所以三教本一，不必言合，他借王宣之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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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待贯待，待即无待，明方之本圆，则知方之即圆矣。……佛生西，孔生东，老生东而游西，而三姓为一人。人犹有疑者，谓东异于西，西异于东，人岂信乎？是谓大同。（《象环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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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三教各有其教义，但三教之教义可以互相补充修正，那么，三教教义本来相通，不必合一而无不合一是反，反则“山自山，海自海，补毋乃迂！”（《东西均·神迹》）从三教教义本通这一面说，三教皆可丢弃其本性，成一亦此亦彼非此非彼之不可思议物。而从三教各有其义，各执其义而不肯化这一面说，三教又坚硬不通。综合此二义，可以说，三教皆“棘栗蓬”。“棘栗蓬”者，随风而转，不知何底，遍身设防，难以把握，盘错纠结，不可理喻。方以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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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八十辘轳中者，“玆燚黈”也。凿而破之，破而补之，破则悟，悟则补。象数以表不可言之理而至于无象数，声音以通不可象数之微而至于无声音。言语道断而未尝不言，色即是空，贞悔之反对也。（《东西均·玆燚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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