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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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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晋大夫师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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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暱，以相辅佐也。……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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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七年（前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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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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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自《左传》所引三条概述，对了解自西周开国至春秋中晚期这四、五百年基本社会性质最富参考价值。先就桓公二年和襄公十四年两段概述来看，最堪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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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士是代表贵族的最下一层，也是贵族和平民两大阶级集团的划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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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族中每个等级都有大宗、小宗、嫡庶、正室、侧室、高卑之分，都有他们的亲属组织，全体都属于当时的“宗法”组织。本文不再加以详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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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属于平民这个庞大集体、从事于各种生产及劳役者，也“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甚至一向被认为卑贱的“皁、隶、牧、圉”也“皆有亲暱”。这意味着无论属于平民中任何阶层的人们，虽然没有贵族成员们的宗法组织，也还至少具有自己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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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应用本文第一节中提出的奴隶的第二和第三共同特征来判断，两周社会中广大的平民一般说来都有从属于家族甚或较大社群的权利和义务，都不是社会从属权全部被剥夺的，永久处于“类似死亡”状态的“外方人”。仅此一点已经具有足够的雄辩力：两周社会不是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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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了澄清商周奴隶社会说以片面、琐碎、似是而非的、所谓的奴隶身份“证据”而造成理论方面的迷惑，我们仍须辟一专节讨论“庶人”，另一专节讨论上引《左传》昭公七年提出的卑贱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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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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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人或庶民无疑是占两周社会总人口最大百分比的主要生产者。庶人所包至广，其上限并不固定。由于大宗、小宗、嫡庶之分和身份承继的不同，各贵族阶层里的庶支、远支几百年中无可避免地逐步下降，最后掉出贵族网络。《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前510）晋国的史墨对社会长期流动性有极简明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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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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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指虞夏商先王，其子孙到春秋晚期早已降为庶人了。再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及《国语·晋语四》都记载着晋文公朝觐时，周襄王赐他王畿内阳樊等处的田。但阳樊的人民不服，晋师围城时，阳樊人责晋不讲周（姬）姓的情谊而专凭武力威胁他们，特别指出他们之间“谁非王之亲姻？”这正说明几百年间“王之亲姻”早已降为从事农耕的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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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人的另一贵族来源是卿大夫氏族之间斗争的失败者。《左传》昭公三年（前539）晋国的叔向综结了晋国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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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皁隶。……（叔向之名）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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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向自己也未料到，二十五年后（昭公二十八年，前514）他原宗十一族中仅存的羊舌氏，也随着政争而灭亡了。晋及其他国家卿大夫氏族沦为平民和皁隶之例尚多，不必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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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人中最高的阶层是“国人”。何兹全教授有很好的概述：“商周时期，人们聚居的地方称作邑。《说文》：‘邑，国也。’邑，就是国。甲骨文无‘国’字。国字的出现大约在灭商之后。周王分封诸侯，新贵带领同族周人和分给他们的商族人到新建立国家，一般是周人居住邑中，商人居住野，这就有了国、野之分，也就出现了居住国中的称国人，居住在野的人称作野人。……最初，国人包括贵族，因为贵族也住在国中。但可以理解，国人主要的是贵族以外的周族自由平民。”终春秋之世，国人在各国政治斗争中往往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何兹全，1991：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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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应顺便一提的是“士”“庶”之间不但界限不固定，社会功能上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出身于“乡人”的鲁国名将名大夫曹刿在长勺（前684）败齐之役的前夕就已提出较孟子几乎早四百年的社会分工最概括的原则：“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国语·鲁语上》）“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也是春秋时尽人皆知的通则（《国语·晋语四》）。“士”照理是处于“务治”者。但《礼记·少仪》虽先陈原则“士依于德，游于艺”，但“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管子·小匡》综论士、农、工、商四民应世袭其业始克专精，但特别提出“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匿，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所以士、庶（农占庶民的极大多数）之间是有流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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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括而言，庶力是“务力”、“食力”、“治于人”者，平时从事农业并服劳役，农隙受训，战时当兵。但由于身份清白，社会成分远较一般想象为复杂，所以不无政治地位，必要时对国家大事还有“谤”、“议”的权利和义务。《尚书·洪范》指出国君“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这是根据史实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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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两周的庶民的身份不能与西欧中古的“农奴”（serfs）等同；如果非用近代身份称谓不可，两周的庶民应称为平民，但绝不能称为“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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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为赏赐的庶人和“皁隶牧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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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人的平民身份业经上节肯定，本已无待多言了。只是因为郭沫若的影响，至今尚有不少学人认为西周金文中赏赐庶人的记载是庶人奴隶身份的证据。郭所举最重要的“证据”是西周早期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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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授）民受（授）疆土。……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汝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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