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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鹄的），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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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句几乎可与《康诰》中“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比拟，后几句充分反映盘庚是勤于民政，勇于承当责任的国王；较现存伪《泰誓》篇中“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的精神有过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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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殷商为神权国家奴隶社会的学人们对《盘庚》篇里极雏形“民本”思想的出现一定会极端惊讶的，但除去最原始的拜物信仰之外，任何宗教的目的都在寻求人类物质生存的保障和精神生活的安慰；任何至高神祇都与人间信徒有必然的相互关系。维持人民生活最低的需要和安定既是死后宾天生为人王的神圣责任，又是他保证国祚久长的必要考虑。《盘庚》篇中雏形的而在《周诰》中较成熟的“保民”思想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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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殷本纪》言盘庚迁殷之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吕氏春秋·慎大》言武王克商之后“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悦），民之所欲。殷遗老曰，欲复盘庚之政。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近年大陆数位学人都肯定盘庚是好君主，迁殷原因之中“最可信的是时代最古的‘去奢行俭’说”[22]。可见《周诰》和《诗经·大雅》中一再歌颂文王勤政节俭的美德，是获得天命的主因，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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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天命论之完成与理性化的工作当然是周公的贡献，但天命论中有些必要的因素肯定在《盘庚》篇中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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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公天命论中的理性与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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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天命论有三个组成部分：殷代享国五百年而最后坠失天命之故，周以蕞尔小邦不数世即能受命于天之故，以及对姬周权贵及国人再三警戒天命之难恃，人为努力之重要。理论的精华在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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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殷代兴亡，周公对姬周权贵及殷旧贵族和遗民告诫内容皆根据当时人所熟知的史实，并无多少差异。如《酒诰》中代成王告康叔：“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至于帝乙……不敢自暇自逸。”如《多士》对已迁成周殷贵族及遗民的讲话：“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至于殷之所以亡是由于晚期君主耽逸荒淫，不复勤政恤民。所以“昊天大降丧于殷……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天命于是转移到周文王、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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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人之所以能革殷命，周人等人无不归功于文王，因为周人从文王时期国力日臻强盛，才开始“剪商”。《周诰》诸篇对文王崇高的德行与事功有多次反复的综述，同时或稍后的《诗经·大雅》中的《文王之什》全部都是对业已配天的文王和他子孙所建的新王朝的讴颂。二者从历史和诗歌方面说明文王之所以能承受天命主要是由于他敬天、恤民、勤政、恭俭等美德。这些都是学人所熟知的，似无选征原文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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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研究天命论者无不特别注意周公及西周诗人对周人的谆谆警诫，倒有一一列举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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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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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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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天〕命不于常。（《康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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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君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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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可信。（《君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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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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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大雅·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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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大雅·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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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大雅·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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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雅·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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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周颂·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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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周公天命论较透彻的是郭沫若和傅斯年，先引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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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一面在怀疑天，一面又在仿效着殷人极端地尊崇天，这在表面上像是一个矛盾，但在事实上一点也不矛盾的。请把周初的几篇文章拿来细细地读，凡是极端尊崇天的说话是对着殷人或殷的旧时属国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就表明周人……是把宗教思想视为愚民政策……自然发生的原始宗教成为了有目的意识的一个骗局。所以《表记》上所说的“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是道破了这个实际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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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引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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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一切固保天命之方案，皆明言在人事之中。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乂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无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憸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为“惟德之用”。如是之天道即人道论……以为既信人力即不必信天力者，逻辑上本无此必要，且人类并非逻辑的动物，古代人类尤非逻辑的动物。周初人能认识人定胜天定之道理，是其思想敏锐处，是由于世间知识饱满之故，若以为因此必遽然丧其畏天敬天之心，必遽然以为帝天并无作用，则非特无此必然性，且无此可能性，盖古人自信每等于信天，信天即是自信，一面知识发达，一面存心虔敬，信人是其心知，信天是其血气，心知充者，血气亦每旺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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