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961080
1701961081
二说各有独到及有失平衡之处。郭以近代理性、怀疑主义、现实政策观点立论，确有局部史实根据。古今对《尚书》史实研究功力最深的顾颉刚先生即深信在文王不断扩张领土的过程中，“为了笼络人心，他装神作鬼，说是在占卜上承受了天命，将来可以得天下”。武王崩，三监叛，大部殷人和部分周人蠢蠢思动之际，顾先生对周公的处境和《大诰》的背景，曾作摘要：
1701961082
1701961083
周公在这时，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当然非常不安，但看文王打下来的基业倘然从此一败涂地，实在是一件痛心的事情，所以他定下了两个政策。第一是模仿文王用占卜来鼓舞大家，说上帝虽然降及我们许多灾祸，但现在又要爱护我们，打倒东方的叛徒了，为了服从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该不对敌人作迎头的痛击。第二是联络殷族的许多奴隶主们，许下他们优厚的条件，要他们帮助周朝，戡定叛乱；换句话说，就是“以殷制殷”。当周朝的许多臣子还在踌躇着不想接受这吉利的占卜的时候，许多亡国的奴隶主们却拥护周公，表示甘愿随同出兵了。这就使得周公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再和自己的臣属们讲一番话，很坚决地迫令他们一起东征。这回讲话经史官笔录了下来，传到现在，就是这篇《大诰》。[25]
1701961084
1701961085
如果仅就《大诰》及专对殷人讲话的《多士》、《多方》三篇而言，郭沫若对周公的权术玩弄面的剖析无疑义是犀利而又正确的；这正是傅斯年所认为是次要的。傅的立论重心似在以上三篇之外的全部《周诰》，他所得出周公对天命虔敬的结论，也正是郭氏所讥讽的。然而人类史上自始信仰的强弱即离不开与事态发展结果的随时对证。《大诰》前后的周公处境殆危，除背水一战外，别无良策以保文王造成的基业。笔者揣测：发动东征的前夕，周公对天命之兆内心里未尝不是疑信参半。经过“破斧、缺斨”三年鏖战险胜之后，对天命在周信心虽然增强；而对生死斗争不断反思之后，益觉胜利得来之不易，因此才屡度训诫周人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天难谌等言，并一再申说政治军事的成功，无一不靠配合多方人事，一心一德做出最大的努力。周公“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这正是傅说肯切深刻之处。但他对周人成功的总释——知识饱满，心知血气两旺——似乎有点神秘。
1701961086
1701961087
笔者以为周人之成功固然部分地是由于他们领袖过人的才智与周族的质素，但只有从一系列斗争之中，周人才能培养出艰忍卓绝、勤朴武健、居安思危、敬始慎终等等美德。天命和人事本是从斗争经验中才能融为一体的。天命人事之间既已具有如此深刻的了解之后，周公及周初的文化菁英对“天”的观念亦开始有转化的迹象。本文已说明至晚从盘庚时期起，“帝”与“天”都具有祖宗神和至上神的双重性质。周初天命论系统而深刻地阐发之后，“天”原来祖宗神的性质似乎已有开始转化为纯理性至上神的趋势。天命理论的演变及其广泛的政治运用，将于待撰的《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一文中扼要讨论。
1701961088
1701961089
后记
1701961090
1701961091
此文初稿撰就两周内，即接到在北京、香港、台北同时刊行的《中国文化》1994年8月，第十期，内有沈建华《甲骨文中所见二十八宿星名初探》，其部分的结论对“天命”原始意义，甚有启示：
1701961092
1701961093
……通过上述甲骨文廿八星宿的考证，可以知道当时殷人将星宿结合先祖先王举行祭典，而这种始受天命的发源是从星象观察开始的，把星宿天象视为天命的显示。我们由《礼记·月令》中十二月政令，即从天时人事，以致动植飞潜，一名一物之细，推究其理以明物候次第，以占验不违时令，古人为星座树立其名次与先祖合祭，一方面用星象天道证明自己应天顺命，另一方面从星宿的变化来占卜和它相应的人间吉凶祸福现象，试图改变据信于己不利的天命。……
1701961094
1701961095
笔者希望，而且相信，今后多学科对我国古史的探索，必会加深我们对天和天命观念起源多维度的了解。
1701961096
1701961097
1994年12月7日草就于南加州鄂宛市黾岩村寓所
1701961098
1701961099
附志：此文原刊于《中国哲学史》（北京），1995年第1期。2004年3月略加删正。
1701961100
1701961101
[1]《释天》，《燕京学报》（1935年第18卷）。
1701961102
1701961103
[2]H.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Appendix III。
1701961104
1701961105
[3]《性命古训辨证》重刊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之《傅斯年全集》，第二册。
1701961106
1701961107
[4]任继愈主编，《先秦》，《中国哲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一册，页78—83。
1701961108
1701961109
[5]郭沫若，《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重刊1945出版）；所引前段在页5—6，后段在页9。页15—16郭氏谓“帝”系殷人自巴比伦引进，荒谬无稽。
1701961110
1701961111
[6]孙海波，《自序》，《甲骨文编》（台北：艺文出版社，1956重刊本）。
1701961112
1701961113
[7]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1册，页79—80。
1701961114
1701961115
[8]《殷人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卷9。
1701961116
1701961117
[9]B. Karlgren, “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18（1946）.
1701961118
1701961119
[10]David N. Keightle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有关商代专章即完全拒用殷周文献，只以甲骨文为“硬”的资料。
1701961120
1701961121
[11]David N. Keightle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页279—296，加拿大安大略皇家考古博物馆Ursula M. Franklin论青铜及矿冶专章，极有见地。
1701961122
1701961123
[12]陈梦家，《旧臣》，《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1701961124
1701961125
[13]晁文刊在《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页57—67。
1701961126
1701961127
[14]以上关于《盘庚》篇中“众”的讨论，详见Ping-ti Ho, 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p.306-309.
1701961128
1701961129
[15]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2—3期），页112。
[
上一页 ]
[ :1.7019610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