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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记盘庚迁殷至纣灭的时间，原文是“七百七十三年”，年数显然过长，多数学者认为是“二百七十三年”之误。商汤至商纣总积年，《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为496年，《通鉴外纪》作了同样的征引，这条记录学术界也没有什么争议，496和273这两个数据，应该成为三代年表的第二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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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览》卷82引《竹书纪年》记夏积年，自禹至桀是471年，《史记集解》、《通鉴外纪》、《路史·后纪》都作了同样的征引，这个资料也是学术界公认的，它应该成为三代年表的第三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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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周公世家》将中国有明确纪年的时间上推到西周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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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西周年代的另一重要资料是《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十一年，伐纣，……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为炀公。炀公筑茅阙门，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濞立。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武王伐纣年封周公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及武王既崩，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这里武王伐纣年至鲁公伯禽卒年之间的年数无考，其余各公在位年代是连贯一系的，其中“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一句话，贯通了西周和鲁国的纪年[50]。考公酋元年至共和元年合计157（或158）年。共和元年为841BC，因此考公酋元年应为998BC（或997BC），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有明确纪年的年代应该是鲁考公酋元年的998BC。《竹书纪年》记武王伐纣为1027BC，故武王伐纣年至鲁公伯禽卒年之间的年数应为29（或30）年，这也是非常合理的，鲁公的世系证实了《竹书纪年》所记武王伐纣年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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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公世系谱牒来源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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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史记·孔子世家》：“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鲁周公世家》：“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司马迁青年时代曾在曲阜讲业、习礼，亲见四百余年保存下来的孔子的车服礼器，以及周天子礼乐。司马迁对有关具体年代数字，在没有可靠材料情况下，是不会轻易下笔的，视其列国世家于共和前皆不系年，而独鲁世家例外，就可见《鲁世家》所述世代鲁公的年代，很可能是司马迁得自鲁国故都旧文献之免于秦火者，应视为周代鲁国的世系年代的第一手史料，较之经秦火后由记忆背诵的史料，如《尚书》各篇，要可靠得多。司马迁并未看到《竹书》出土，历代鲁公年代是一个有独立来源的史料，因而也就成为考核魏纪年的绝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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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断代工程对古本《竹书纪年》利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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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先后使用了古本《纪年》的夏积年自禹至桀471；“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十九年，……王南巡不返”、“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报告》在考证盘庚迁殷年时，使用了《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资料，得出盘庚迁殷年为1300BC的结论等。《报告》在讨论其他年代时，有时也引《纪年》的资料，但半信半疑。1300BC这个结论无疑是很好的，下面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应该是盘庚迁殷年1300BC去《纪年》的盘庚迁殷至纣王灭亡的记年273，一年不差，直接可以得出克商年1027BC。西周积年257，加上东周始年770BC，也是1027BC，从前后两个不同方向计算，只要你信从古本《竹书纪年》，结论都是一个，这恐怕不是巧合。断代工程对这样好的资料弃而不用，对这样重要的古籍将信将疑，却偏偏去相信伶州鸠的鬼话，去相信贩卖历史假货出了名的刘歆的《武成》历日，这不能不说他们在研究的大思路上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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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代总积年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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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纪年》记夏积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记商积年“汤灭夏以至于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记西周积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这里夏积年《路史·后纪》十三注：“纪年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穷、寒”应即“有王与无王”中的“无王”。商积年的“二十九王”应指依古本《纪年》所记的全部商王，与《史记》略有不同。其实关于商王数目问题，早在王国维作《殷先公先王考》时，即已根据甲骨所记，考定为二十九王：“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自汤至于帝辛二十九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51]日人岛邦男先生曾据甲骨卜辞列出商王世系，自太乙至帝辛也是二十九王[52]，甲骨所记商王数与古本《纪年》所记不谋而合，这再一次说明，《纪年》自有其史料的独立来源，绝不应如《报告》那样，再加帝乙帝辛的年数，因为《纪年》明说是“汤灭夏以至于纣”，这种叙述方式与其记西周积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应该包括幽王年数在内是一样的。因此，武王伐纣年1027BC加上商积年496，再加上夏积年471，得出夏始年是1994BC。这恰好与《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的“五星聚”相合。美国太空总署的天算专家彭瓞钧博士曾推算，于公元前1953年2月23日，五大行星几乎排成一条直线；张培瑜先生测算，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黎明时分东方地平线上，土、木、水、火、金五大行星角距小于4度，这是中国5000年来惟一的一次难得天象。张培瑜先生还说：“由於行星运动比较复杂，古代学者不可能对其进行准确的计算，因而这次记录不可能是后世星象家逆推出来的，更不可能是伪造的。”禹元年是1994BC，禹时五星聚是1953BC，相差41年，古本《纪年》记“禹立四十五年”[53]，这次五星聚发生在禹的晚年。这个重大的天象记录，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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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本《纪年》所记夏、商、周三个积年合于中国古代“极端天象”的实录，其史料价值之高，无与伦比，应当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表的合理框架，可惜“工程”领导层对此认识不足，“工程”舍此而求出的所谓夏始年2070BC，虽然比1994BC早了几十年，但其根据并不充分，远不如古本《纪年》的原始记载可靠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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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个研究成果因为有天象记录的支持，它证明了中国夏王朝存在的客观性，它有力地回答了部分西方学者对我国夏王朝存在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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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解的是，集中了当代如此众多知名学者的“断代工程”，对这样一个关系到全局的文献资料却采取了一种轻率的态度。我们一直疑惑，是否“断代工程”的文献研究小组对古本《竹书纪年》进行了新的研究，有了过于前人的新发现？刘雨在参加“断代工程”工作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个问题，在一次会议上，刘雨曾很激烈地指出：“历代参与考证研究、搜辑整理古本《竹书纪年》的学者比在座各位的学问要大得多，我们对古本《竹书纪年》不能采取这样轻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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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还只是不理解，那时并没有看到“断代工程”讨论古本《竹书纪年》的具体文字资料，近日读到一本书——《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54]，这是一本访谈录性质的书，作者在书中对25位不同时期活跃在夏文化研究前沿的考古学者，分别进行了专题访谈。对李学勤先生的访谈是其中之一，对他的访谈录，共记了十条，其中与本文有关的第六条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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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六、您曾专门探讨《古本竹书纪年》对夏史研究的价值，能否在此简单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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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老实说，我这个人对《古本竹书纪年》信仰不大。有些人特别相信《古本竹书纪年》，我过去也如此。《中国史稿》将武王伐纣年定为公元前1027年，现在一般年表都用公元前1027，其实公元前1027年真是有问题。《古本竹书纪年》是一本战国时代的有思想倾向的书，有子书性质。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著作，在这一点上与《春秋》还不一样。它的战国部分当然可靠，因为作者是战国人，当然比汉代人的记载可靠。它讲的春秋部分是抄的《春秋》，关于这一点我在文章中举了很多例子。他的思想倾向是很清楚的，有些事的说法与传统的记载不同，可是这些事的思想倾向都是一致的。如果它与传统说法不同的地方都是事实，我们就会怀疑为什么如此一致呢？例如伊尹把太甲关了起来，志在谋权篡位，太甲从桐宫出来以后，就把伊尹给杀了。这肯定不是事实，因为如果是这样杀的，那么甲骨文中还能那么祭祀伊尹吗？像这样的乱臣贼子，和王莽一样是应该灭族的，怎么宽大也不能对这种人进行祭祀。夏代的益干启位也是一样。周代的周召共和，它说是共伯和干王政。这些说法的思想倾向完全一致，就是提倡一种暴力干政。这就是战国人的思想，而战国人有时篡改历史脸皮是非常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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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结尾处有附记曰：“采访及录音整理者为张立东，访谈时张运先生在座。本文已经李学勤先生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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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李先生是“断代工程”四位首席科学家中的组长，高踞整个“断代工程”领导层的首位，他的这种观点不可能不对“断代工程”的研究思路产生重大影响，说“断代工程”对待古本《竹书纪年》的态度是在他的这种观点指导下形成的，恐怕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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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上面说的“它（指古本《竹书纪年》）讲的春秋部分是抄的《春秋》，关于这一点我在文章中举了很多例子”。那篇文章可能即是李先生写的《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一文[55]，该文内容与上述《访谈录》虽有相近之处，但那篇文章对《竹书纪年》还是采取十分肯定的态度的。李先生说他过去和一般人一样，是特别相信古本《竹书纪年》的，可能在1987年写那篇文章时，他还是基本上相信古本《竹书纪年》的。而现在，在经过十余年的思考，到了2001年以后，已经“对《古本竹书纪年》信仰不大”了。看来，李先生是对古本《竹书纪年》有了新的认识，他的新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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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本《竹书纪年》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著作，而是一本战国时代的有思想倾向的书，作者有一种提倡暴力干政的思想。对此他举出古本《竹书纪年》记益干启位、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篡权被杀、周召共和是共伯和干王政三条例证并特别指出“伊尹放太甲於桐宫，篡权被杀”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甲骨文一直记载祭祀伊尹，他认为如果如古本《竹书纪年》所记，那么“像这样的乱臣贼子，和王莽一样是应该灭族的，怎么宽大也不能对这种人进行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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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本《竹书纪年》的春秋部分是抄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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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两点新的认识，李先生断定古本《竹书纪年》有子书性质，是为宣传战国人的暴力干政思想而作，而战国人有时篡改历史脸皮是非常厚的，因而古本《竹书纪年》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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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先生的访谈录内容和断代工程结题《报告》的内容，对待古本《竹书纪年》的态度都是矛盾和混乱的，在访谈录中，一方面李先生强调古本《竹书纪年》不可信，因为“战国人有时篡改历史脸皮是非常厚的”。而同时又说：“他的战国部分当然可靠，因为作者是战国人，当然比汉代人的记载可靠。”在断代工程的结题《报告》中，一方面摒弃古本《竹书纪年》商周两个总积年不用，而另一方面又先后使用了古本《竹书纪年》的夏积年自禹至桀是471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十九年，……王南巡不返”、“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在考证盘庚迁殷年时，使用了古本《竹书纪年》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资料，得出盘庚迁殷年为1300BC的结论。在他们那里，有时古本《竹书纪年》是可信的，有时又是不可信的，可信之处为什么可信？不可信之处又原因何在？并没有作起码的交待。这里似乎对待史料的态度随意性很大，给人的印象是凡与我主观意愿相合者则信之，与我主观意愿相背者则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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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对古本《竹书纪年》的所谓新认识，其实也并不新，清代的焦循在其《尚书补疏·序》中就说过“束皙等之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太甲可杀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说乱经，故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阴与《竹书》相龁”。这是千百年来流行的正统史观，持这种观念的史学家认为，在远古圣贤时代，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是完美和谐的，即或是改朝换代，也必然是禅让的或和平的，他们不能容忍在圣贤时代有暴力的记载。如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益干启位、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篡权被杀、共伯和干王政等，这些离经叛道的记载当然都是不能容忍的。于是，“益干启位”变成“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夏本纪》）；而“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篡权被杀”就变成“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史记·殷本纪》）；“周召共和”就变成“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周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