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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度史的观点，西周前半广义礼制之所以能充分发展是因为宗法制的推广及其无与伦比的“社会教育”功能。宗法制横向（邦国间）的推，上引王国维一段已有简要说明。在邦国内自上而下的推广，晋师服在东周初期有自半观察、半追忆的述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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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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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阶层，无一不严格分别嫡庶尊卑、主从。而每一个宗法团体都是一个具备血缘、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教育多功能性的“小宇宙”。除了庶人、工、商的平民阶级之外，其余较高层的宗法团体还是一个军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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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亲属网组织复杂周密。本人算起，上推至高祖，下推至玄孙，一共九代，丧礼方面，亦有“九服”，构成所谓的“九族”。所有成员必须服从并效忠“宗子”。族权、政权、产权、神（祭祀）权、司法权、教育权都集中于宗子一人。宗子和宗人有君臣关系。直到春秋末叶，宗子任性处死有名望宗人之例仍然存在。宗法氏族是一非常专制的、“威权性”（authoritarian）的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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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最高决策者的“聪明才智”是古今罕匹的。除了必要时用暴力外，他们建立推广宗法制度以控制广土众民。每个宗法氏族都是自成单位的小宇宙。每个成员在氏族中的“龛位”取决于他出生的等级、层次、嫡庶、长幼。《礼记》“内则”、“少仪”、“学记”诸篇虽可能曾经战国或更迟的儒家的“系统化”，但其大部内容仍可说明在宗法制度崩溃以前，氏族成员自幼耳濡目染服侍尊长之道，无尽无休地参加演习种种祭祀与仪节，不知不觉之中即视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为先天预决的社会秩序。西周开国决策者最大的天才就是了解最好的统治政策是“化民成俗”，“化民成俗”最直捷的办法是“必由于学”，“学”的最自然、最理想、最有效的机构是万万千千根据宗法而形成的大小宗族。这也正是儒家所称道的“德化”、“德治”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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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周初王室统治能力强大的真正原因是王室与姬姓邦国间宗法网和直辖于王室的“西六师”和“殷八师”（亦称“成周八师”）的建立。每师2,500人，王师总共35,000人，姬姓侯国军队尚不计在内[17]。自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穆王长期游狩无度，“夷王衰弱，荒服不朝”[18]，周室中衰，封建宗法制度不断支分系裂亦日见削弱。“文革”期间一篇资料坚实的论文指出西周金文言及“孝”的共64器，除5器属中期外，其余59器皆属晚期。晚期铭文的特色是把“孝”的施行对象及其伦理内涵由“孝养厥父母”[19]扩大延展到效忠于“大宗”、“宗室”、“兄弟”、“朋友”、“婚媾”。换言之，由于西周晚期宗法氏族制已难维持长久，统治阶级只好希望强化后的孝的观念有成为团结离心氏族成员的精神组带的可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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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意义的是春秋三百年间，虽然对礼的记载大多数是某人某种举动“是礼也”或“非礼也”这类个别的观察和简评，但自始即有政治家和哲人专门注意礼的制度层面的大功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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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桓二》（前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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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礼，国之纪也，亲民之结也。《国语·晋语》，宁庄子言于卫文公（前65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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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6世纪，比孔子诞生早二三十年及大略同时的列国“贤明”卿相和孔子本人对礼的意识形态化的迫切需要已有共识。姑举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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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元前530—529年冬春，楚灵王因“不能自克”，兵败自缢，孔子征引古志“克己复礼，为仁”，不但完全赞成尽可能恢复西周广义的旧礼制，并且对此主张加以道德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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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元前517年记事，数年后继子产为郑国执政的子大叔与晋国重要领袖赵鞅（简子）论礼。子大叔征引“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经过较详的讨论后，赵简子以现实政治家的身份感叹地说：“甚哉，礼之大也！……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左传·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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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元前516年，齐景公自知无德又将不久于人世，与贤臣晏婴谈及齐国大夫陈氏累世“积德”深得民心，迟早必将篡位。晏婴提出唯有恢复全部旧礼制才能防止大夫僭越。景公叹大势已去，但晏婴仍大加引伸：“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儿媳）听，礼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后闻此礼之上也。’”《左传·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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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礼的最大功能的共识，一方面反映西周所立封建宗法社会如不尽力设法挽救，迟早势必崩溃；另一方面却又反映在晋楚均势末期“尊王攘夷”口号尚未完全丧失现实意义，广泛的“复礼”运动可能还有挽救或延长“旧制度”生命的希望。孔子不但是春秋中晚期的产物，而且由于强烈的使命感，把“礼”之史的发展提升到第三层面——理论化、意识形态化。自孔子至荀子礼之理论化的完成是中国思想史界多年研究主题之一，本文不再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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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字的原始意义是祭仪，人类学家证明所有原始祭仪，尤其是祖先崇拜，都是严格遵守传统、具有顽强的保守性。换言之，祖先崇拜一定是“崇古取向”的。我国至晚在商代已经产生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祖先崇拜。西周除了产生灿烂的典章文物之外，更产生了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宗法亲属制度[22]。史实说明宗法氏族是灌输传统思想、实践保守意识最自然、最有效的有机体。这两种基本因素的交互作用导致出人类史上最持久的“崇古取向”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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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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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参照拙著英文的《东方的摇篮：史前及有史初期中国技术及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香港中文大学及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页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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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新石器龙山文化早期起，陶且（祖）已在黄河中下游若干史前文化遗址中出现，其中偶尔是石制的男性生殖器（石且）。当1970年初读完《摇篮》全部文稿后，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院长Robert M. Adams（现为美国国家博物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院长）对我说，陶且在近东史前文化遗址和近代较原始部族居地经常发现，并不一定即证明祖先崇拜的存在。我告诉他至晚在殷商卜辞中祖宗的祖字，就是且这个男性生殖器象形字，并且卜辞呈现出一个异常高度发展的祖先祭祀制度。他马上就另下结论，认为中国史前的陶且确可视为祖先崇拜业已出现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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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Malinowski, Sex, Culture and Myth（New York: Harcourt, 1962），全书，特别是pp.28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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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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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文收入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店影印本）卷10，页45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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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则鸣，《古代宗法制度探源——兼评〈殷周制度论〉》，《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九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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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已故陈梦家教授，于讨论成康之际献簋时，指出铭文之中“‘王’与‘天子’前后互举，则天子之称起于成王之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1955年第4期，页106。）陈更指出成王期间铜器铭文中也开始有“天君”（王后）之称。见同期页117—118。我曾将陈氏长文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所选西周前半铜器中“王”与“天子”前后互称诸例比较，虽然二人断代有时不同，但“天子”一词之出现不能早过成王之说，可以成为定论。其实研究“天子”词源最好最详的资料是《尚书》周初诸诰，尤其是《召诰》、《洛诰》、《立政》、《顾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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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洛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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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暇将较详讨论“天子”与“天下”等词的起源。应顺便一提的是“中国”这一名词的初现在武王克商之后。详见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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