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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修、齐、治、平只有在宗法制度尚未崩溃之前才有实现的可能与希望。这一深刻史实。只有淹贯古今中西的萧公权先生才能首先道破。见萧著《圣教与异端》（下），《观察》，十二期，页12。手头乏书，年月暂阙，惟期页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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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七章 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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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一批古代兵书，内中不但有《孙子兵法》，还另有《孙膑兵法》和不少有关兵事的残简，包括《孙子》十三篇以外的《吴问》。这次大量竹简的发现粉碎了起自南宋叶适，中经有清姚际恒、姚鼐、全祖望，下迄本世纪钱穆、齐思和诸家对《孙子兵法》的负面看法——现存的《孙子》十三篇绝非成于春秋末年孙武之手；钱穆甚至否定孙武其人的存在。虽然1970年代孙子其人其书已得到初步的肯定，1980年代初已有对中外古今《孙子》研究的综合摘要[1]，但现存《孙子》十三篇的当时性（contemporaneity），也就是它的春秋属性，尚未引起国际上足够的注意和研讨。此外，目前学人对《孙子》十三篇外的《吴问》篇怀疑仍深。因此，本文除就《孙子》中君臣对话、书中涉及的若干有关制度、兵数、将的职权功能、阴阳、“五行相克”、“黄帝伐四帝”等至今辩论不休的专题个别检讨外，特别用力于《左传》中多方面而以晋国为核心的史实轶事的排比与消化，以期从此项繁琐的工作中探求出《吴问》成篇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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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相信，深入研究《吴问》大有裨于确定《孙子》成书的年代或年份；《孙子》成书年代或年份的确定势将引起我国学术、思想，甚至书籍、目录学史上重定坐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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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子》成书年代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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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系出齐国贵族，因齐内乱而流亡至吴。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能肯定无疑的是屡经伍员（子胥）推荐，吴王阖庐在即位后的第三年（公元前512年）终于接见了他。如果当时孙武正值壮年，他的生年应仅仅略晚于孔子（前551—479）。最早为《孙子》作序又为全书注释的是曹操。曹操《孙子序》言：“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这真可谓是英雄识英雄。魏武以降，历代诠释《孙子兵法》者颇不乏人，而对此书文辞及编著年代观察之犀利，当首推清代朴学鼎盛期间的孙星衍（1753—1818）。孙对《尚书》有深湛的研究，对古文字往往有独到的体会。他对《孙子》的总印象是：“诸子之文，皆出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指《孙子兵法》）是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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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研究《孙子》诸作中，孙星衍对其同时同乡阳湖毕以珣之作最为膺服。毕氏《孙子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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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史记》惟言以兵法见阖闾，不言十三篇作于何时。考魏武序云：“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则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阖闾者也。今考其首篇云：“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言听从吾计，则必胜，吾将留之；不听吾计，则必败，吾将去之。是其干之之事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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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无偏见的学人，读了《孙子》开头《计篇》中决定去留的原则话，定会感到孙武的坦切激昂和风骨嶙峋，并进而同意曹操和毕以珣的看法——十三篇是引致阖庐召见前必须一显的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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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考《孙子》一书之前，有必要先对吴王阖庐的性格、为人、机智和雄心略加分析。未即位前他是公子光，乃吴王夷昧（前543—527在位）之子，但夷昧未立他为嗣，王位为夷昧庶兄僚（前526—515在位）所夺，所以终于酿成十一年后“专诸刺王僚”的一幕，后世还编为名剧，至今演唱不辍[4]。伍子胥因父兄之难，于公元前522年自楚奔吴。当时吴楚已是敌国，公子光立即洞悉伍子胥的用心，力劝吴王僚不要兴师伐楚被伍所利用。三年后，公子光分析楚及其盟邦意志不一，判断吴如兴兵，必能以少胜多。果不出所料，此役大败楚军[5]。阖庐弒僚即位之后，楚国想利用逃亡至楚的吴国两公子进军“害吴”。楚平王庶出的最长最贤的公子子西警告当政：“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光又甚文。”[6]甚至阖庐与越国作战中箭而亡（前496）之后二年，子西对他一生的特点还作了以下的回忆：“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而不旷。”[7]阖庐一生事迹和仇邦智者的长期观察，都反映出阖庐是具有超常机智、毅力、远虑、野心和很高文化水平的不世出的枭雄。当世和后代都公认他是春秋两个半世纪中第四位霸主绝不是偶然的。只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不事先进呈一套系统周密富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备战、作战的策略理论即能被他召见，并能使他信服，是不可思议的。曹、毕所断，堪称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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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九地篇》中保留下最明显的君臣对话证据。孙武在此篇中先重述主将如果平日爱护士卒，令发之日，士卒泪下沾襟，以身许国，任凭主将调遣，行动可以灵活到像越国常山名叫“率然”的蛇，“击其首，则尾至（以护首），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原文紧接：“‘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8]阖庐、孙武当面问答之状活跃纸上。应该指出的是：十三篇虽应是召见前业经进呈阖庐之作，但如“敢问”之类的语句，显系君臣临时随兴的问答。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十三篇进呈之后偶或会有增添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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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有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这段记事与临沂汉简中的《孙武传》大都相符[9]。《吴越春秋·阖庐内传》所载吴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10]，亦应有事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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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要的讨论虽然已说明《孙子》成书于吴王阖庐召见前夕，但由于本世纪海内外汉学界过分疑古之风未泯，我们仍须广事稽核相关史料，不避繁琐，将古今对《孙子》的大小质难加以澄清。只有如此，《孙子》成书的年代，甚至年份，才可望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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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兴师十万”、“出征千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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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学人或以为《孙子》所论的“将”是能主筹全部动员作战策略，享有统一指挥权力，承当全部胜败责任，十足专业化的将军，大异于文武不殊途、将帅共决策的传统，所以《孙子》应是战国时代的著作。按：春秋晋国平时执政的正卿就是战时的中军主帅，其余资深之卿充任上、下诸军将佐。将佐不遵帅令最有代表性的笑话，是鲁襄公十四年（前559）晋率诸侯之师伐秦之役下军之将栾黶。他不但不遵主帅荀（中行）偃“唯余马首是瞻”之令，并且公开声言“晋国之命，未有是也，余马首欲东”。全部下军竟随他向东撤回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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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孙子》论将的真谛，必须指出汉语自始即是“词位语”，根本没有区别不同时式、不同语气的形态变化。所有《孙子》论将的词句绝不能以通常陈述语气去解释，必须以建议、要求的语气去理解；而建议和要求的对象就是勇于创新的君主。在要求阖庐采纳他的具体建议之前，他开头即提出对“将”空前多面、严格的要求，也就是他的自我要求。《孙子·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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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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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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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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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知识、才干、操守如此齐备之人，才有资格请求知人善任的君主给予“将”以空前的重视。如谓“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按：“辅”应作“凭依”之意解[12]，也就是再度说明将身系国家之安危。只有经过“将受命于君”这庄严程序，将才能享有应得的统一指挥的权力。受命之后，“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谋攻篇》），甚至必要时“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最动人的是在《地形篇》里提出“上将”必须要能预先掌握六种致“败”之道和构成必胜的全部道理（“战道”）的各种因素之外，还强调为将者必须有坚贞的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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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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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于此不啻以一己生命为孤注，不屈不挠，甘愿事先签署一张军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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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孙子》十三篇中对新型的将的种种建议和要求，并未皆为阖庐所采纳。《史记》及《吴越春秋》很少有孙武独将的明确记载；相反地，明确的记载却提到伍子胥、孙武和伯嚭（白喜）三人合将。吴国在军事方面远远不能做到孙武所预期的统一指挥。阖庐九年（前506），王弟公子夫概即不遵王命独自向楚都进军，先败楚军之后，吴王的重兵五战之后才攻克郢都。孙武专业性的将论要等到战国才能在各国逐步实现，而“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仍很难被国君接受。终战国之世，“主”、“将”关系一直是紧张的。白起等名将之不得善终，即系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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