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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第四、五章连章的《形篇》与《势篇》的要义，李零《〈孙子〉古本研究》中有精当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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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战术学叫“形势”。《孙子》一书的《形》、《势》两篇对这两个概念有专门解释。在《孙子》一书中，“形”字含有形象、形体之义，主要指战争中客观、有常、易见的诸因素，它主要与实力计算的概念有关，即与定计过程有关；“势”字含有态势之义，主要指人为、易变、潜在的诸因素，它与“形”相反，多指随机的和能动的东西，即与计的实行过程有关。“形”、“势”两个概念在《孙子》书中有一定区别，但又可互相转化。例如所谓“形兵”的“形”就是指人为造成的“形”，其实也就是“势”。“形”、“势”二字合为一词，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实际上是指后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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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检先秦典籍索引，“形势”作为一个复合词要晚至《荀子》的《强国》和《正论》篇中才出现。“形”与“势”分别出现于连句者，惟有《老子》（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这又是词源上《老子》出于《孙子》的另一证据[19]。最引人深思的是：《孙子·势篇》每一段落的文句和意蕴都能在今本《老子》中找到被汲取改造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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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孙子》的《势篇》（偶尔佐以他篇）密集地侦探《老子》承袭改造的种种凭据之后，我们应该再就《老子》直接言兵文句中寻索肯定无疑“剽窃”《孙子》之处，并顺便选择数例以证明《老子》成书之晚。《老子》（六十八章）有“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之语。这两句话对我们的考证极为有用。案：《孙子》论兵每每皆具卓识，其最基本的观念之一是对未来战争严重性的深切了解。春秋早、中期君子车战佐以徒兵半游戏式的战争即将永逝不返，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全凭理智做通盘计划，绝不能允许感情用事。所以《孙子·火攻篇》强调提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全书中最能显示其先驱认知之处莫过“将”论。为了适应春秋末叶的大变局，“将”除了必具备战作战全部理论及计划之外，必须了解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国家集体力量与资源动员与运用的效率，而不再取决于将帅个人战场上临时的英勇和机智。新型的将如果没有高度的自律与冷静，而仍甩不掉个人英雄主义的余毒或好名的虚荣，必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孙子·九变篇》末段以惊人之语结束：“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如此独特、深刻的军事思想，绝无可能源自毫无战争经验的“史官”、哲人、隐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老子》作者，读了《孙子》这番千古奇论，不胜赞叹之后，据之以为己有，终于写出两句同样惊人的俏皮话：“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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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子》袭取《孙子》论兵，不是处处都能以自己俏皮话的方式重述出来的。例如《孙子·军争篇》强调“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并对载辎重多少、行军速度和士卒体力限制三方面相互关系做了极精密的分析和论断。而《老子》（二十六章）仅能摘其要义改造成平淡无奇的陈述：“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此处的圣人即同章下文明示的“万乘之主”；而“万乘之主”这一称谓正露出战国时代的烙印。其实《老子》言兵文句中的战国烙印远不只此。称谓方面，无论简本、帛书和今本《老子》都显出较《孙子》为晚的战国时代新习惯。例如：一、《孙子》全书一贯称“诸侯”（共十见），其余泛称“君”或称“主”。而《老子》则称“侯王”（四见）及“王”（六见）。这正反映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始称王，齐、秦、韩、赵、魏、燕、中山等国随即相率称王；所以《老子》不用“诸侯”而改用“侯王”一词。二、与“侯王”称谓息息相关的斗争对象已不限于《孙子》春秋晚期的列“国”，而扩展到“天下”（今本《老子》共五十一见）。虽然半数以上“天下”一词用在哲学及形上的阐发，但用于政治及军事斗争方面的也不少，尤其是前后四见的“取天下”的口号和意涵是春秋晚期《孙子》书中所不见的。郭店楚简《老子》（十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这种与天、地、道并大的“王”正相当于孟子所企盼的能使天下“定于一”的国王，都是战国中期才能出现的理念和愿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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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老子》（三十一章）：“……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用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这段文字不但见于马王堆帛书《老子》及现存诸本，又已出现于郭店楚简《老子》。这一事实，结合《老子》全书内容，说明兵事自始即在《老子》治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上征引的文句“应当属于《老子》一书的原始组成部分”[21]。更重要的是，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加速的过程中，一批因特殊才干和机遇而跻身卿将之士，最注重遵守标榜他们得来不易的崇高身分地位的朝礼、祭礼和丧礼[22]。《老子》此章这些文武、左右、吉凶、丧葬诸礼正反映战国时代“新贵”的社会心理。而“偏将军”、“上将军”是战国期间才开始成为正式官衔的。这又是《老子》一书战国属性的明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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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方术、养生、神仙之术方面也可找到《老子》成书于战国的启示。例如今本《老子》（五十章）：“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除文句略有不同外，以上两段亦见于竹简与帛书《老子》。可见到了战国中期，这种滥觞于古代巫术、方技、新兴的养生、神仙之术的概念和修炼已经形成了雏形的“避兵术”了[23]。《汉书·艺文志》兵书著述列于“权谋”、“形势”之后的“阴阳”类中最后的一书《辟兵威胜方》就是明证。班固综结：“〔兵〕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行），假鬼神而为助者也。”[24]最后这句“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最能说明与《孙子》之不同和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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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孙子〉古本研究》指出《孙子·火攻篇》曾提及：“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李零同时指出：“中国古代宇宙哲学的基本范畴，含义甚广，尤与天文历算之学中的时令和方位概念有关。天文历算在古代属于数术，既有现象授时的实用意义，也有占星术的迷信性质，……特别是兵家对天时与人事休咎，当忌不当忌，历来有争论，……”[25]就本文考证的目标而言，最重要的是《孙子》处理此类问题的态度：全书十三篇中一再坚持纯理性的判断。所以在《地形篇》列举六种军队溃败现象之后，立即指出“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在全书最后的《用间篇》中更加强调：“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这又是孙武著述远早于战国、秦、汉“兵阴阳家”及其同期相关著述的另一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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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期儒家与《老子》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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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从《孙子》、《老子》两书的文句、术语及偶尔涉及的制度等探索孰先孰后之外，更有效的办法是把《孙》、《老》的有些概念和理论分别与早期儒家的“仁义”和早期墨家的“尚同”、“尚贤”等中心思想作一扼要比较。兹先作儒、《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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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伦理、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几乎包括所有的“道德”如礼、义、忠、信、恕、恭、宽、敏、惠、直、孝等，是一切内在道德动力的总汇。《老子》最令后世惊异的是它强烈反“仁义”的态度和论调。今本《老子》（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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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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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与今本同，荆门郭店楚简《老子》词句与前二者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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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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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老子》文句虽并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这种极端的词语，但全段文义仍是反对和讥讽儒家道德所引起的种种虚伪巧诈的社会行为的。在今本《老子》（十八章）有最激烈的非儒家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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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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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帛书和郭店楚简《老子》语气与今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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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贞、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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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虽有学人认为楚简《老子》与今本《老子》思想观念上有重要的不同，而荆门博物馆编辑所有发掘的多种竹简的全书“前言”中，却明确地指出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篇中的语句及文义与今本相当篇章，大体仍是相同相近的。不同之处，至多也只能认为是语气缓激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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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古史辨》开始问世的前后，学人中已不乏研究仁义二字连用始于何人何书者。《论语》言仁共一百零九次之多，而独不见仁义两字连用之例。梁启超认为仁义连用始于《孟子》，故为《老子》不得早于战国中期的理据之一。但梁说不确。哈佛燕京学社《墨子引得》明示全书前三分之二的重要篇章里，几乎都有仁义连用词语。所以《老子》晚于早期儒家与早期墨家应是不争之论。此处应顺便一提：仁义连词最早出现于《孙子兵法》最后的《间篇》：“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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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帛书《老子》首章，即今本《老子》（三十八章），除一两字之异外，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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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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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通盘抨击儒家以仁、义、礼为核心的道德系统，当然更是《老子》晚出的有力“招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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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孙子》、《墨子》、《老子》三边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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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墨》、《老》三边关系的探索行将进一步支持本文的结论：就思辨方式言，《老子》是深受《孙子》影响的。先探索《孙》、《墨》关系。《孙子·计篇》开宗明义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紧接着就说明兵事五大基本原则之首即是“道”，而“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此语乍读之下，似乎不足为奇，但在“政出多门”的春秋晚期，贵族和平民各阶层间流动升降日益加剧之际，“令民与上同意”不仅为了强兵，更必然会引伸为建立一元化政治机体的前提。更启人深思的是，当我们初读《孙子》论兵之“道”之句时，除了从政治思想及实践上立即联想到了“统一”、“一元化”这类概念，同时更充满了好奇：语义上“同”是通过什么方法才联系上，甚至转化为“一”的呢？先举荀子答赵武成王（前265—245在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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