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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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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荀子无疑义对《孙子》言兵之“道”作了忠实精当的诠释，但丝毫未表明语义上“同”是经过什么程序才跳到“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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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中，《墨子·尚同》篇最早也最明白地逐步表达了这个极重要的语义转化。首先，我们不妨试从语义上恢复《尚（上）同》篇名的全义与原义：如果补上必须有的宾词、介词和动词，全句就恰恰是“令民与上同意”。换言之，《墨子·尚同》篇的篇名就是《孙子》论兵基本旨要最忠实巧妙的简化。《尚同》有上、中、下三篇，中篇里出现了“一同天下”之语句，此句中的“同”和“一”都成了同义的使动格，于是“一同天下”就等于“一天下而且同天下”，语义上也就完全可以释为把整个天下“一以同之”。如此，两个同义及物动词连用，就更收到强调全句语气的效果[28]。自语义学的观点，《尚同》篇真是鉴定《孙》、《墨》传承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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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有进者，《尚同·中》已一再有“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尚同·下》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尚同为政，故天下治。”《尚同》已经涵盖全天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和精神意识，显然是《孙子·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理论范畴最大可能的延伸和提升。在语义和理论范畴两方面，《墨子·尚同》对本文论证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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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思想体系之中最能说明《孙》、《墨》、《老》三者之间先后之序者，莫如《尚贤》上、中、下三篇。此篇开首指出国家不能安定富强的主因之一是“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使贤人增多，并使其乐为国家所用的最好办法，是对国家所需的各种贤才，予以优厚的奖赏。《尚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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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故古者圣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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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孙子》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特征之一即其彻底的“行为主义”。全书开宗明义，“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本文下节将较详研析《孙子》行为主义理论与《老子》愚民政策亲密独特的关系，此处只须扼要提出两点观察。一、《墨子·尚贤》注重发挥《孙子》行为主义的积极强化，亦即重“赏”的作用；而商鞅、韩非等法家注重发挥《孙子》行为主义的消极强化，亦即重“罚”的作用。二、《老子》书中表现出强烈的反尚贤的态度和主张。马王堆西汉初帛书《老子》（七十一章）和今本《老子》（三章）首句都是“不上（尚）贤，使民不争”。虽然荆门郭店楚简《老子》，因甲、乙、丙三组（篇）共仅2,064字，只占今本《老子》五分之二，所以篇章有残阙，没有相当“不尚贤，使民不争”的篇章。但反对墨家尚贤论是《老子》一书的原始组成部分应无可疑。反命题必然后于命题才出现是思想史研究上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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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若上节和本节对语义转化、命题先后的论析无大偏失，《孙》、《墨》、《老》三家先后之序，从《墨子》的《尚同》和《尚贤》两个环节之中得到双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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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子》的内容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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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孙子》、早期儒家、《墨子》互证之后，有必要扼要讨论《老子》全书的内容和性质。对此问题，注重哲学思想诠释和注重历史考证的学人间，一向存在着相当不同的意见。已故历史学家张舜徽教授研究先秦“道”论，功力深至；他的总结论是先秦诸子所论的“道”，最后分析起来，都是“君人南面之术”，《老子》亦不例外。他认为“《老子》之书，不成于一时，不出于一手”[30]，更进一步作了以下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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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学说的兴起，绝不是，也不可能由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突然创造出来的。……胡适谈到老子哲学时，便认为“老子是最先发见道的人”。这一断语，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首先，在《老子》本书中，早已明白说过：“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十五章）又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二十二章）又说：“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六十二章）又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六十五章）据此，可知在老子以前，已有不少的人阐明过这些道理，为他所继承了。又何能武断地说道家学说是由老子首创的呢？……即以五千言的编次而论，前后重复的地方很多，又没有完整的系统，如果真是作者发表一家学说之书，在它的内容和组织方面，似乎还要丰富而细密的多。所以这部五千言的作品，无疑是汇辑古代道家言论的《语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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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在其《老子疏证》中指出《老子》一书，“其中多采用旧说遗言，以明其恉。有不标明出处者，……亦有标明者，凡称‘圣人云’、‘建言有之’之类是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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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初探《孙》、《老》关系时即曾做过统计：今本《老子》全书八十一章中，“圣人”出现于二十二章，共二十八次之多[33]。并已能肯定“圣人”实即王、侯，天下或邦国的君主，至少亦指最高统治者，故所言尽为“君人南面之术”。其他至少二十余章，“圣人”一词虽未出现，而内容亦涉及治国牧民之道。笔者年前始获读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修订本，深觉其多维周密的考订——《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无疑是西汉作品——不但解决了《老子》历代注疏中一大疑案，更大有益于加深了解《老子》本书的性质和重心。论证中最醒目的是比较《河上公注》和曹魏王弼（226—249）《老子注》后所作的结论：“王弼泛指一般人的地方，《河上注》都解释为人君。”随即举出十五个例子。由于王弼的《老子注》对当代哲学史界影响过巨，本文把十五个例子全部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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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河上注》则说：“士”、“得道之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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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河上注》：“太上”，“太古无名之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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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章：“智慧出。”《河上注》：“智慧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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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河上注》：“君信不足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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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章：“物或恶之。”《河上注》：“此人在位，动欲伤害，故物无有不畏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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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章：“重为轻根。”《河上注》：“人君不重则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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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河上注》：“谓太古无名号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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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章：“天下有道。”《河上注》：“人主有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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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章：“使我介然有知，……”《河上注》：“老子疾时王不行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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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章：“人多伎巧。”《河上注》：“人君百里诸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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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章：“其无正，……”《河上注》：“谓人君不正其身，其无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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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章：“治人。”《河上注》：“谓人君欲治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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