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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章：“唯有道者。”《河上注》：“唯有道之君能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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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章：“有德司契。”《河上注》：“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无德司彻，……”《河上注》：“无德之君，背其契言，司人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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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以上诸例之后，金春峰还做了具有说服力的另一综括，“王弼注为学术思想之《老子》，《河上注》则为养身与治国相结合之《老子》”；换言之，《河上注》的诠释与“与西汉初年黄老推广治身之道以治国，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述者，完全相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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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一书的重心在“君人南面之术”当再无可疑。养生，甚至雏形的神仙之术，也在书中数度出现。数术方技，枝叶扶疏，源自远古巫术，战国、秦、汉间渗入黄老及兵家之迹日显，李零《说黄老》及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论之甚详[35]。《老子》影响当时及后世最深者在其形上的“道”论，自不待言，但就全书篇幅而言，远在治国牧民之下。1998年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甫经出版，《道家文化研究》即有编辑专访前辈哲学史家张岱年教授。专访问题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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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郭店《老子》总共有三组，或者叫三篇。我们发现每一篇有自己的主题。譬如，乙篇的主题是修道，丙篇的内容都是有关治国的。甲篇则两者都有。由此看来，郭店《老子》更像是摘抄本。您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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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这个讲法很有道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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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来张先生一向认为《老子》是系统性极强的一本专书，不是纂辑，而近年居然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是《老子》研究上很有意义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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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孙》、《老》亲缘关系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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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二节从文句及思想上已初步探讨了《孙》、《老》的亲缘关系，但二、三、四节的主要目的是考订《孙》、《老》先后之序。为了进一步肯定《孙》、《老》密切的亲缘关系，先参考朱熹对《老子》备极尖锐而又不失中肯的观察，然后再深探《孙》、《老》同轨的愚民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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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老氏》开卷语即启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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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节（邵雍，1011—1077）尝言老氏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体用，孟子自有孟子之体用。“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老子之体用也。存心养性，充广其四端，此孟子之体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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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上思想体系最大，洞察力最强，学识最渊博、最注重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的朱熹，独独以最能代表兵家精髓的名句作为《老子》之体用——这是何等权威的思想核酸遗传“基因”的鉴定！诚然，朱子一字未提及《孙子》，因为在他这位道学家的眼里，孙武那样专讲诡道诈术之人，根本不入先秦诸子之列，更不屑研究《孙》、《老》孰先孰后的问题。但他这一针见血的观察却大有益于重显王弼大加美化、玄学化后的《老子》的庐山真面目。特别应该顺便一提的是在《朱子语类》同卷之中，有人指出先前程颐（1033—1107）答问时，也以“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作为《老子》学说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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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老子》的刻画与批评值得再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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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又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谷。所谓溪，所谓谷，只是低下处。让你在高处，他只要在卑下处，全不与你争。他这功夫极难。常见画本，老子便是这般气象，笑嘻嘻地便是个退步占便宜底人，虽未必肖他，然亦是它气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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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亲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37]……它只要退步，不与你争。如一个人叫哮跳踯，我这里只是不做声，只管退步。少间叫哮跳踯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应自有余。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设心措意都是如此。[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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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朱熹不满“先儒论老子多为之出脱”[39]，所以才专事刻画老子实际冷酷的一面；他对老子的看法虽不免过分挖苦，但无意中却对《孙》、《老》思想亲缘关系做了一个权威性的间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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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代学人“论老子多为之出脱”，当代学人受了破旧立新运动的影响，颇不乏揭露《老子》居心愚民者。尹振环先生在其十八年心血结晶的《帛书老子释析》里，特别提出愚民主张不见于《尚书》之《虞夏书》、《商书》、《周书》以及《左传》、《国语》等史籍，而独见于《老子》；尹书析义精当，虽涉及《孙子兵法》相关文句，惜对《孙》、《老》先后之序未加讨论[40]。案：人类史上最先主张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原则整兵治国者是《孙子》，柔化和缘饰《孙子》坦白冷酷愚民语句最微妙、最成功的是《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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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开卷的《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全书一再发挥平时爱护奖励士卒的必要，用当代心理学术语诠释，就是要继续不断地用“积极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的手法以养成士卒以身许国、视死如归的“习性”。《地形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以致如《九地篇》中所述：“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专）诸、（曹）刿之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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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当代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大师如史金诺（B.F. Skinner）等或未曾细读过英译《孙子》，否则对传统儒家仁义礼让之邦的文化，不知会有何看法。《孙子·九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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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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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孙子》、《老子》互证所论，《老子》将《孙子》专用于兵事的“奇正”之论提升扩大到全部“治国用兵”，《老子》把《孙子》愚兵的理论和实践提升扩大到愚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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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二者亦稽式也。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六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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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论语·泰伯篇》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法家如商鞅相传亦曾对秦孝公讲过：“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41]即使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统治阶层依然有必要用种种方法麻醉人民，使人民不去深刻分析政治意识与现实间可能相当严重的差异。不过在愚民理论上，《孙》、《老》亲缘关系之所以特别明显，是因为它们都出自置道德是非于不顾（amoral），非常彻底的行为主义观点。这点上《孙》、《老》如仍有不同的话，那是因为前者语言坦率无隐，有如对心理学实验室白鼠群而发，而后者同样冷酷的心肠却是用清静、无为、“玄德”等清高的哲学语言表达的。西汉末严遵（君平）在所著《道德真经指归》中一语道破《老子》“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之故：“万民知主之所务，天下何以安？”“万物不知天地之所以，故可以存。万民不知主之所务，故可安。四肢九窍不谕心之所导，故可全。”[42]只有像严遵这样睿哲遁世、卖卜为生、注《老》为乐、阅世极深、居心淳善之人，才能讲出古今中外治术中所不敢明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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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堪注意的是，在以自然主义的观点诠释《老子》（六十五章）时，严君平能以十分流畅的文笔，表面上讴歌《老子》归真返璞、“乃至大顺”的意境，实际上却对行为主义政治实践的残忍无情一再予以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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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智巧，玄德淳朴。独知独虑，不见所欲。因民之心，塞民耳目。不食五味，不服五色。主如天地，民如草木。严居穴处，安乐山谷。饮食草木，不求五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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