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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灭陈于公元前478年，正值孔子卒前一年，出生后七十三年。十余年前，我曾根据司马谈所记老子后裔以三十年为一世代粗估老子的生年。理由有三：一、《史记·孔子世家》：自孔子至孔安国十二世代，平均两代之间确实相隔三十年（事实上是29.4年），推得老子生年在公元前440年左右。二、如果采取二十五年为一世代的话，他的生年就要从公元前440年下移到公元前400年左右了。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之部之尾提到“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以学术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前355—341）。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老子生年如真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其著述是否早岁即已成熟，而且广泛传布，便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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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晚于孔子约110岁，晚于墨子大约三十几岁，在先秦儒、墨、道三大家中为最晚，但较其他重要思想家要早，不会晚到顾颉刚、钱穆等断为出生于战国中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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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庄子·天下》考释老子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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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学者无不同意《庄子·天下》篇是我国最早、最有系统的哲学思想史。其中最主要的专词是“道术”，举世学人几无不以为是探讨宇宙，人生本原，高深玄远的最高学问。经我长期的考证，“道术”一词并不源于道家，而源于《墨子》。他在《尚贤上》、《节葬下》、《非乐上》、《非命下》四篇中循环论述古代才德、智慧、威权、势位集于一身的“圣王”，淳朴臻圆，“无所不在”的最高统治术。他的主要内涵是“以事（日用）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圣王统治人民的目标，不外“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亦即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下》论道家时所指出的“君王南面之术”，其性质完全是世俗功利的，丝毫没有玄虚缥缈的形上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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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天下》篇婉转提出一个学派是否应负导致道术分裂的责任，主要是看它对传统思想、文化、制度和治术所持的态度与立场。例如墨子不仅是道术一词的铸造者，而且他对道术的基本关怀又与历代圣王生民之理大都吻合。但是由于他对传统文化及制度做了一些具体的批评与抗议，于是他在《天下》篇中被认为是首位导致道术分裂者。列于儒、墨之后的百家全是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过程中先后形成的。各家在篇中出现的次序，一部分按照时代的先后，一部分以学说相近而类聚。各家学说各有所长，但无例外都或多或少地与累世理想化过的圣王权位智慧浑然一体的最高统治术有异。《天下》篇认为自宋钘、尹文以致关尹、老聃无一不是孔墨以后导致道术分裂者，尤以老聃的学说对传统智慧与价值具有高度的“反命题”精神。例如《天下》篇引老聃：“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等句见于今本《老子》第二十八章；西汉《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注释最为精当：“雄以喻尊，雌以喻卑。……去〔雄〕之强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则天下归之如水之流入深壑也。”这分明是一反传统观念以柔胜刚的“君人南面之术”。再如近年虽有学人认为郭店楚简《老子》对儒家的态度与今本有很大的不同，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不同不过是语气缓急程度上的差别而已。今本《老子》第十八章有最激烈的非儒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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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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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初帛书《老子》与迄今最早的郭店楚简《老子》语气虽与今本不同，但反儒、反正统、反权威的精神仍极明显：“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合，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正贞忠臣？”诚然，《天下》篇确称关尹、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哉”！但“古”字在先秦语境中意义与近、现代不同，可指真正远古，可指较近的过去。试举三例：《左传》宣公二年（前607）引为孔子赞直书“赵盾弒其君”的晋国史官董狐为“古之良史也”，赞赵盾为“古之贤大夫也”。时距孔子之生仅五十六年；《左传》昭公十四年（前528）孔子称晋国大夫叔向为“古之遗直也”，时距孔子之生仅廿三年；《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郑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时孔子年仅廿九岁。所以《天下》篇称老聃“古”，不过是指已故前辈哲人而已，不可据以说明远远早于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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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本节可供研究老子年代者一个新视角，但这新视角是出自道家庄派哲学史纲中最基本的内在分类逻辑，不是任何当代崇老学人所能轻易驳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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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太史儋与秦献公关系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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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脉详及老子子孙，但未涉及另组史料反映秦国力之骤臻强大。司马谈死后数十年，司马迁编撰《史记·老韩列传》有言：“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如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出焉。”[9]此语是根据《秦本纪》附《春纪》和《史记·封禅书》的。古史专家们大多注意“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之错误。我的看法是《史记·秦本纪》页201：“献公……四年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案：古代简牍无标点，很容易误看为孝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访秦。孝公十一年是公元前351年，上距孔子之卒正好一百二十九年。但《秦本纪》和《封禅书》积年所得，都证明周太史儋访秦是在公元前3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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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儋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列国形势，他自始即深知秦献公自九岁即被流放到魏国二十多年。他即位后的第四年（前381）正值楚阳城君失国，导致墨者巨子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集体身殉，以践墨者之义。壮年的献公焉有不尽力搜求各国的墨者——精于军械制造，城防攻守，重义轻生的战士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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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本纪》太史儋和秦献公的会谈可能不是短期即行结束的。太史及其主当然都具有高度的理智，但仍不免有古老的史、巫、祝的遗风。会谈中涉及一些非常的天象，如献公十六年的“桃冬花”，十八年，新修的大城栎阳（并非是新国都）。“雨金”，献公以为得“金瑞”，果然三年后（献公廿一年，前364）“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太史儋自始即注意多能重义的墨者对秦国力日臻强大的作用。公元前374年初访秦献公时，最锐敏而不明言的观察是秦重用大批墨者。不过仅仅是第七年。这与我另篇根据秦墨史料的近作是相符而互有补益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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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访秦于献公十一年（前374）的双层意义似有稍事试释的必要。表层的意义当然是看清献公于十一年内业已能使军事国力无敌于天下，且可预言秦之终能代周为天下主。深层的意义是指出传统史学——以身尚在韩的韩非和史迁为代表——史料、叙事和观点的错误。其二，“权威”都是把秦之强归功于秦文公和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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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秦政风民俗最著名的文章是《荀子·强国》篇中答丞相范睢（公元前266年封为应侯，卒于公元前255年）“入秦何见”。荀子谓秦民朴实恭顺，“如古之民。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荀子论断中唯一需要修正的是“四世有胜”的“四”必须改为“五”，因为四世只能上溯到孝公，五世上溯到献公才符合我们利用比《史记》更原始的史料论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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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子后裔及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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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子的后裔，已故徐复观先生和若干位健在的学人深信老聃确有其人，而且略早于孔子。他们的根据是《史记》老子后裔世谱中“玄孙”一词的解释。为读者之方便，有再引《史记》原文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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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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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引王引之《经义述闻》，“玄孙”可作“远孙”解。这正如卜辞中的“高祖王亥”只能作“远祖”解，因为亥绝不止是成汤四代前的祖先。玄孙如果真作远孙解，那么《史记》老子后裔世谱就不限于九世（连老子本人在内），就可更往上推几代，直推到老子略早于孔子。可见这一学派忽视了《史记》老子后裔世谱中最具体而又最强有力的反证：“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公元前453年韩、赵、魏共灭智伯，三分晋国领土，公元前403年，韩、赵、魏始列为诸侯。所以这个“魏”字正卡住瓶颈，使老子无法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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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司马谈和老子后裔世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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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老子其人晚于孔子，《老子》其书编就于战国中、晚期的不少学人，几乎无一不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唯一具体的记载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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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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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此段陈述清晰平实，与同传有关老子几种传说之扑朔迷离适成一鲜明的对照。正因为老子后裔世系如此具体确凿，我们有必要先探测它最可能的来源，然后才能评估它是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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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学人几乎无不同意整本《史记》中最有系统、最深刻、最精采、最权威的篇章之一就是《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司马谈不但首次铸出“道家”这一学术流派的专词，他本人就是造诣极深的“道德”学家。现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老子后裔世谱源自司马谈是最合理的推断，问题在臆探他是怎样得到这个李氏谱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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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中说明“太史公（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前140—110）”，卒于公元前110年而未言及出生之年。《自序》中言及司马谈七代的祖先及其官职。试从备有具体年代的曾祖司马昌下推。“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这官职既是他一生最后最高的职位，猜想中他在始皇初年应已年逾五十。估以整数估算，他在始皇二年（前220）时年五十。有鉴于古代婴儿死亡率高，司马谈每一世代的祖先未必个个都是头胎出生的男孩，因此我们假定每两个世代年龄平均相差三十年。照此估算，司马谈的祖父无泽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40年，壮年以后改朝换代“为汉市长”。司马谈的父亲，仕至五大夫的司马喜，大约生于公元前210年，而司马谈本人大约生于公元前180年[11]，明年即汉文帝元年，所以他的青少年（约前165—155）正值黄、老“道德”之学的政治影响鼎盛的文、景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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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研究司马迁《史记》的中外学人虽一般都注意到他的先世，但都未能充分了解他高祖昌、曾祖无泽官位、职守的特种意义。案：“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这一极其简括的陈述已经暗示司马迁的高祖绝不是一员普通的官吏。“主”持当时最强大的秦国的全部铁政——从采矿、冶铸到种种铁器（包括兵器）的制造与供应——必需相当的技术知识和很高的生产策划管理的才干。铁政的成功显然是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过程中一个重要技术性的环节，其中司马昌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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