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962794
1701962795
司马昌之子无泽“为汉市长”一语的意义更需深索。案：汉高祖五年（前202）项羽败死垓下，刘邦应诸侯将相之请即皇帝位，定都洛阳。夏六月从娄（刘）敬、张良议，决定迁都关中。关中表里河山，形势优越，但苦在咸阳遭受项羽焚烧已残破不堪。于是次年有诏“立大市，更命咸阳曰长安”[13]。可见立大市是为大规模营建长安的第一步准备——如何筹划管理各项所需物资的动员与供应。《汉书·高帝纪下》“六年（前201）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更能反映立大市于长安的真正目的。必须指出的是高祖六年所立的大市绝不是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以后京兆尹辖下的“左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四市”中的一市[14]。《汉书·惠帝纪》六年（前189）夏六月“起长安西市，修敖仓”，即系明证。这是第一次因建设所需从原来的大市中分出去的“西市”。原来的“大市”之所以称“大”，正是说明最初只有一个事权统一的“大市”。《汉书·高帝纪》七年（前200）“二月，〔帝〕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高祖以为过于“壮丽”。《汉书·惠帝纪》：“三年（前192）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五年（前190）“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可见营造新都长安的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而背后负责大量物资供应的是“未被讴歌的英雄”司马无泽。
1701962796
1701962797
司马氏先世中，我们对司马谈的父亲司马喜所知最少。《太史公自序》仅言“喜为五大夫”。当代有些中外学人以五大夫为有爵无官的空衔[15]。这是与史实不符的。《汉书·百家公卿表上》的序文论爵制，五大夫是自下而上二十级中的第九级。颜师古注，第八级的“公乘”已“得乘公家之车”，五大夫则“大夫之尊也”[16]。汉承秦制，秦灭六国前，曾不时以五大夫将兵出征[17]。司马喜之五大夫与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卖“武功爵”中的五大夫是迥然不同的[18]。至于司马喜是否最初纳赀为郎、由郎升至五大夫，限于史料，无由得知。很可能他中年早逝，以致事迹无考。
1701962798
1701962799
事实上，司马谈最出名的先人是七世祖错和五世祖靳。司马错不但是名将，而且是敢于和张仪论辩政策，极有远见的政治家。为增强秦国的资源基础，他于公元前316年灭了具有“天府”潜力的蜀国——这是秦之终能征服六国的重要经济因素之一[19]。司马靳是歼灭赵国四十万大军的长平之役（前262—260）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此役之后三年与主帅白起一同“赐死”这一悲剧，似乎反映他当时辉煌功绩和副帅身份[20]。
1701962800
1701962801
钩稽相关史事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入秦的这支司马氏，无论仕文业武，自始即代表一种干练务实，忠于职守的优良家风。司马谈、迁两代太史治学之闳深淹贯，卓绝古今绝非偶然。
1701962802
1701962803
《史记·太史公自序》明言司马谈“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青年时期的教育值得穷索，因对评价《史记》所保留的老子后裔世系有密切关系。《史记·儒林列传》：
1701962804
1701962805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前134）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1701962806
1701962807
可见秦汉之际《易》的权威是田何，西汉文景之世《易》的权威是司马谈的老师杨何。《史记》虽称田何是齐人，其实“齐”是泛指六国时代齐国旧都临淄附近地区，田何与杨何事实上都是菑川人。由于入汉以后田何徙居杜陵，因号杜田生，“汉惠帝曾亲幸其庐受业”[21]。汉代最重师承，如汉初鲁《诗》权威申公，老年“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生受业者百余人”[22]。青年时代的司马谈非亲到菑川留学拜师，无法成为杨何的入室弟子。《汉书·艺文志》“三年而通一艺”，司马谈留学齐都，即使仅习《易》及道论也需要三几年时间，何况他自始即志在成为通才。
1701962808
1701962809
《史记》对司马谈习“道论”的黄子记载不详。我们只能肯定黄子就是景帝（前156—141）时曾与《诗》权威齐人辕固生在朝中辩论汤、武革命的性质的黄生。黄生的乡里虽无法确定，但当时黄、老道学的重心在齐是肯定无疑的。《史记·乐毅列传》保留了弥足珍贵的黄老学统。由于燕王的疑忌，乐毅本人及其子孙近亲都先后逃亡到赵国，皆“卒于赵”。秦灭赵后二十余年，汉高祖过赵访乐毅之后，封其孙乐卿为华成君。《史记》有特别的说明：
1701962810
1701962811
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1701962812
1701962813
《史记·曹相国世家》可供进一步参考：
1701962814
1701962815
孝惠帝元年（前194）除诸侯相国法，更以〔曹〕参为齐丞相。……〔曹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1701962816
1701962817
如此曲折、具体，详尽到每一世代大师的姓名、乡里的黄老学统绝不会在汉初即入藏石室金匮，只有青年司马谈才能亲自获得于胶西盖公嫡传再传弟子的。这项史料来源之可靠性与权威性是古今中外罕有其匹的，因为它源自汉高祖过赵时偶然的访询，终于黄老信徒曹参的政治践履。就本文本节而言，黄老道统最关键性的记述是秦汉之际重心自胶东高密西移至胶西。更重要的是胶西正好联系上《史记·老子列传》中孤零零，但又极具体的老子后裔世系，特别是老子八世孙李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这句结语。
1701962818
1701962819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列出文帝十五年（前165）从齐国分封出去的六个新国，其中两个毗邻的新国是菑川和胶西。菑川国都在国境极东部的剧县，而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地区却西临淄水，与战国时期齐国故都临淄隔水相望。《周易辞典》以秦汉之际的菑川即今山东益都一带应该是接近事实的[23]。胶西国都是苑，非细读《水经注》淄水条不易鉴定是当时所谓的“西高苑”[24]。若以齐国古都临淄为圆心，东南的剧县和西北的高苑都在五、六十公里半径之内。这个面积有限而很繁盛的区域在文、景之世不但是《易》和道论的中心，并可认为是新的稷下，全帝国第一学术重镇。授司马谈道论的黄子极可能就是此一地区的硕学之士。司马谈《易》学的老师杨何，在公元前134年被召至长安以前，一直在菑川讲学收徒。青年司马谈之所以能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正是由于他能如西谚所云“躬饮于泉之源”。想象中，司马谈留学菑川期间，以周、秦、汉世宦之裔的身分，应有晋谒胶西王卬太傅李解当面聆教的机会，甚至有直接从李解获得李氏谱系的可能。即使李氏谱系不是直接获自李解，至少也应是得自当地盖公嫡传或再传弟子的。《史记》的老子后裔世谱理应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1701962820
1701962821
如果笔者的推论——老子后裔世谱是司马谈青年留学临淄、胶西亲自获得的——并无大误，何以半个多世纪以后司马迁撰写《老子列传》的时候不但不能说明此项资料的来源，而且并列种种自我怀疑，以及更令人迷惑的传说和奇想？这确是中国学术史上两千年来最难答复的问题。但我们仍然必须从两方面去理解：何以老子后裔世系资料来源的司马谈，必须长期保持缄默？何以即使父子之亲也无法保证学术传承一定没有自然和人为的梗塞？
1701962822
1701962823
七、司马迁的生年和青年时期教育
1701962824
1701962825
司马迁的生年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对本文本节的讨论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我们首先必须解释司马谈对老子后裔世系长期缄默之故。案：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叛乱是西汉划时代的大事。叛乱的主谋是吴王濞，但胶西王卬实居第二领袖的地位，正月间已“诛汉吏两千石以下”。二月中，吴王兵既破，败走，于是天子制诏将军曰：“……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腰）斩。”[25]这是最严酷、牵涉最广的一次诛杀。负有辅导胶西王卬责任的太傅李解之遭族诛，应是不辩的事实。凡与李解生前有过交往的人，为自全计，惟有讳莫如深。
1701962826
1701962827
当司马谈任太史令期间，先有主父偃那样专事刺探诸侯王以至儒臣如董仲舒等私隐冀兴大狱的阴谋家，继有赵禹、张汤那样酷急刻深、寻端穷治的执法大臣，和一系列阴鸷嗜杀如宁成、义纵、王温舒等酷吏型的太守[26]。在张汤任廷尉和御史大夫备受武帝宠信的十一年间（前126—115），淮南、衡山、江都三王略有反即株连数万人之多；丞相李蔡有罪自杀，丞相庄青翟下狱死；自公元前119年初专缗钱，由于政府鼓励告密，未数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甚至以廉直闻于当世的大司农颜异，亦难免为张汤以“腹诽”之罪论死。是以张汤本人于公元前115年初有罪自杀，“而民不鬼”[27]。在帝王专制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司马谈不得不谨言慎行，对青年时代与李解的交往长期保持缄默。
1701962828
1701962829
至于司马谈、迁父子之间史料传承之所以不尽理想，我们必须先了解父子年龄差距之大。司马迁生年至今仍无定论，两种不同的说法皆源自《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唐司马贞《索隐》和唐张守节《正义》的两则注解。《太史公自序》：
1701962830
1701962831
1701962832
〔司马谈〕卒三岁（前108）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1701962833
1701962834
在“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下，《索隐》引晋《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这是标准的极可信的汉代公文格式。准此则司马迁应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司马谈卒于公元前110年时，司马迁二十六岁。本文估推司马谈生于公元前180年，司马迁出生时司马谈已年四十有六。“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先有刘宋裴骃《集解》引李奇曰：“迁为太史后五年，适当于武帝太初元年，此时〔始〕述《史记》。”后又有张守节《正义》的注：“迁年四十二岁。”[28]如照张说推算司马迁应生于景帝后五年（前145），两说相差十年。在缺乏任何证据支持的条件下，王国维在他《太史公行年考》的长文里[29]，自始即认为张守节正确，司马贞引《博物志》中“年二十八”之“二”必系“三”传抄之误。事实上对王说最简单、最直接、最有力的反驳就是司马迁晚岁《报任安书》中的陈述：“仆今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30]《礼记·曲礼上》：“三十曰壮，……四十曰强。”如果父丧于本人三十六岁由壮而强之龄，绝对无法解为“早失”。司马迁是独子这一事实，大有裨于了解司马谈对他青年时代教育筹划之备极用心。
1701962835
1701962836
本世纪举世汉学界皆对静安先生考证的精核极为敬仰，一般都接受其说，甚至集体点校、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序文，都采取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之说。海外汉学界亦无不如此。王文所涉甚广，本文本节只宜以公元前135年为坐标，在字字忠实于《太史公自序》的考证过程中，顺便指出静安先生歪曲夺理之处。《太史公自序》：
1701962837
1701962838
1701962839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
1701962840
1701962841
王国维系年虽有问题，他认为司马迁十岁时已“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并谓“自是以前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故十岁而能诵古文”。阐释甚为精当。《自序》中自十岁至二十岁而南游江淮这一段完全是空白，但这十年无疑义是司马迁一生学术奠基最关键的十年。想象中司马谈除了亲自讲授，为早慧的独子精心拟出一个博大闳深的长期课业计划之外，并介绍司马迁向京师权威的学者不时请教。京师权威学人之名之见于《太史公自序》及《史记》、《汉书·儒林》等传者有天文历算家唐都、董仲舒和孔安国。
1701962842
1701962843
唐都长期在长安，司马谈留学齐都返关中后曾“学天官于唐都”。司马迁除从父亲可学天官之外，很有向唐都随时请教的机会。王国维深信史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主因之一是若不如此，司马迁年纪过小恐怕赶不及向董、孔等大师求教，特别是有鉴于《史记·孔子世家》的记事：“安国为今皇帝〔武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欢。”汉代儒林中人生平大事很少有具体的年份可凭；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笔者累月翻检核对，终于得出董仲舒、孔安国生平大事的年份。现仍健在的衍圣公孔德成私藏的《孔子世家谱》：“安国，字子国。明达渊博，动遵礼法。少学诗于申培公，受《尚书》于伏生，以文学政事名。年四十为谏大夫。”[31]案：《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认为“盖初置此官，而安国即为之”应是合理的推断[32]。准此，则孔安国应生于文帝最后一年（前157），少司马谈23岁，长司马迁22岁。再《孔子世家谱》记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孔臧奏辞御史大夫之语：“臣世以经学为业，……从弟侍中安国受诏缀集古义，臣乞为太常，典臣家业，与安国纪纲古训，使永垂后嗣。从之。”[33]准此，则孔安国至晚在元朔二年已由博士加官侍中，于公元前118年充任谏大夫。《汉书·地理志下》，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前117）置，孔安国此年始离长安就任临淮太守。所以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到年二十而南游的十年间（前126—116）能有充分机会师从孔安国，获得专业水平解读古文《尚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