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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劳永逸，我们还有必要圆满答复王国维提出的有关孔安国的两个问题。一是安国“早卒”。案：孔子之子鲤，先孔子死，两千余年来学人都认为孔鲤早卒，但他死时年已五十。孔安国如享年未及半百，大约当卒于司马迁初为太史令（前108）的前后，当然可认为是“早卒”。再则安国学术、事功渐臻顶峰之际[34]，遽而中逝，从惋惜的观点更可称为“早卒”。王国维关于孔安国最后一个疑问—何以安国之子、孙之名如此之速已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世家谱》对此亦有圆满解答。孔子九世孙孔鲋之弟“腾，字子襄，身长九尺六寸，通经博学。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如鲁祀先圣，封为奉嗣君，奉先圣祀。惠帝征为博士，迁长沙太守，年五十七卒”[35]。孔腾之字子襄见于《史记·孔子世家》，是安国的曾祖。“奉嗣君”是后代衍圣公制度的滥觞，此后“奉嗣君”直系男婴出生必须呈报朝廷备案。孔安国如充临淮太守——隔年即卒于官，时年四十二、三，抱孙本非全不可能；即使嫡孙身后出生，史迁出于师生之谊亦可据档册录入《孔子世家》，原不足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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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一代儒宗董仲舒的生平大事系年，众说纷纭，迄今仍无定论。待刊拙作《董仲舒宦业系年考辨》中有详细论证。简而言之，《汉书》董传及《资治通鉴》皆误系董氏所对天人三策于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而事实上对策应在元光元年（前134），“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36]。江都王刘非，谥易，卒于公元前128年，董仲舒即内调为中大夫，“掌论议”，备顾问。甫至长安即险遭主父偃陷害；因言灾异，“当死”，蒙“诏释”，虽“中废”，仍留充中大夫[37]。公孙弘为丞相（前124）后始计出仲舒为胶西国相。由于学术及操守方面互相器重，董仲舒与司马谈同仕长安期间不时过从，早慧的司马迁得缘亲聆两位鸿儒畅论经史，阐析《春秋》应系情理中事。《太史公自序》答上大夫壶遂：“余闻董生曰……”应有事实根据。全部《史记》凡言及《春秋》，无不取义于《公羊》，仅采史于《左氏》，更反映司马迁自幼至老治《春秋》受董仲舒影响之深[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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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为爱子教育用心之苦是古今罕见的。除以十年心血讲授督导之外，他不惜动用为数可观的家资。实现司马迁寻访天下名胜古迹的远游计划；因此为广义的人文教育之实践做了示范工作——读万卷书之外，还须行万里路。这种博闻益智的远游既可作为长期整合古今工作的初步体验，又可作为观察国情民隐、培养知人阅世能力的直捷良方，真不愧是理想的入仕准备。细读《自序》所列行程，特别是包括“讲业齐鲁之都”，恐怕此次远游并非一年之内所能完成。本文主旨在评估《史记》的史料价值，我们只宜深探“讲业齐鲁之都”期间的史料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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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指出：“昔司马迁作《孔子世家》，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39]任公先生所论极是，但他尚未进一步推断司马迁在鲁国故都讲业期间最重要的文献收获是后来编入《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历代鲁君世系和在位年代。此传之中，除了伯禽初封为鲁侯之年份无考之外，其余自第二世鲁侯考公以降全部在位年代俱备，而且内中有关键性的“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一语，贯通了西周和鲁国的年代。此年（前841）迄今仍是我国最早的绝对年代。按《鲁周公世家》积年，考公元年应为公元前998年，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应为公元前997年，上距古本《竹书纪年》武王伐纣（前1027）仅二十九或三十年。《竹书纪年》原为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史事年代之书，记事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29），埋藏地下五百余年，至西晋始重现人间，但不幸又佚失于宋代，残阙经过辑校的版本已是研究古史年代的至宝。而《鲁周公世家》除伯禽一世外，保有完整的两周历世鲁君的年代。这部免于秦火的鲁国“纪年”正是考核以魏为主的《竹书纪年》的绝好资料。在考订武王伐纣的绝对年份的工作中，《鲁周公世家》史料价值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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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司马迁自阙里还获得后来编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原始资料。此传中仲尼弟子之记有具体年龄者共二十二人。内中子路“少孔子九岁”为最长，公孙龙“少孔子五十三岁”为最幼。司马迁还特别说明，“自子石（公孙龙）以右三十五人，颇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这不仅显示出史迁对资料来源分类的异常谨慎，全部存真，而且反映当时鲁故都和阙里确保存有他处所无的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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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鲁周公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史料来源的检讨，不正好平行反映《史记》之《儒林列传》、《老子韩非列传》等卷中所保留下来的六艺传承学统，特别是备极曲折的黄老学统和老子后裔世系，都是青年司马谈讲业齐都期间所亲闻亲记的、价值极高的原始史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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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万里远游一方面象征少青年教育的圆满结束，一方面是为入仕的准备。自二十一岁（前115）南游归来，至二十六岁（前110）春间父亲之死于病愤这五整年，是决定司马迁一生职守和使命的关键。此五年间《自序》叙事有条不紊，而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文中对这五年的处理却暴露出一系列致命的弱点。“致命”的原因是：他在长文的开头虽可主观强以公元前145年为史迁生年，但对《自序》中南游的年岁（二十岁）和司马谈的卒年（前110）不能拋弃不顾，所以无论如何支吾曲解也无法将《自序》中五年间川流湍急的具体纪事拖缓拉长到十五年[40]。他在“元鼎元年（前116）乙丑三十岁”条下“案：《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其年无考，大抵在元朔、元鼎年间（前128—116），其何自为郎中亦不可考”。其实，王国维此处故意布出疑云，司马迁初仕为郎中的精确年份虽不可知，但肯定在南游结束（前115或114）之后，以“随军史家”身份参加远征西南夷（前111）之前[41]。至于“其何自为郎中”，《汉书·儒林传》元光五年（前130）公孙弘再度被征时的对策就是明确的答复：“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借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制曰：‘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更彬彬多文学之士矣。”[42]以司马迁的早慧奋学，聪颖博洽，取高第为郎中实意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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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出征西南夷“还报命”已是元封元年（前110）春了。《自序》中这段至性至情父子永别的纪事纪言，就是仅就学术史观点也值得全部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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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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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引文要点有三：（一）司马谈“所欲论著”的是一部通史。（二）通史中最须着力处是“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的近古和当代史。（三）“先人所次旧闻”虽可泛指历代先贤之作，重心实指司马谈业经撰就的篇章、传闻劄记和毕生搜集的古今史料，包括青年时期获自胶西的老子后裔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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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择要考定司马迁的生年，不厌其烦地重建他少青年教育、南游、初仕、出征、喘返河洛、泣聆父训，目的是为了说明在宝贵而短暂的二十五年中，司马谈为早慧的独子精心所拟广义人文教育的纲目里，实在安插不进一条孤零零个别底注性的原始史料。何况吴楚七国乱平之后，种种政治顾忌使司马谈对此条原始资料来源不得不讳莫如深？更何况司马迁英年入仕事业前景本富弹性，司马谈直到临终之际才悲愤地道出“余死，汝必为太史”的遗嘱？匆匆立此遗嘱之际又怎能顾到一生所搜史料之中有若干种是需要亲向儿子交代原委的呢？这些事实和因素都有助于了解何以若干年后，司马迁遵父遗嘱着手纂撰《史记·老子列传》的时候，对李解先世谱系来源以模糊不清，只好遵循史家“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原则，与先秦有关老聃的种种传说异闻一并为后世保留在《老子韩非列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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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老子其人及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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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首先推估老子的生年，鉴定他就是周太史儋，然后试探所推结果能否符合大多数学人所接受的先秦思想流派年表。推算仍本第一节所用的原则，每两代相隔三十年。姑假定老子李耳八世孙李解于胶西开国时间（前165）年三十五，则其生年应在公元前200年左右。上溯八代，老子生年应在公元前440年左右。这个推估结果可与《史记》同传另项陈述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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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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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记事对考定老子其人及其时代甚富参考价值，应该详加研讨。（一）与《史记·老子列传》中其他传闻异说迥然不同，这是见于秦国档册的纪录。（二）毕沅（1730—1797）根据《说文》、《山海经》、《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证明“儋”、“聸”、“聃”、“耽”音义皆同，都与下垂之耳有关，因此断定太史儋就是老子[44]。他的文章推理不够全面，但沟通同字异形确是一个贡献。（三）上引“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可能是司马迁仓促误读手边一项简牍而推错的[45]；事实上《史记》的《周本纪》、《秦本纪》和《封禅书》互核即可肯定太史儋见秦献公是在献公十一年（前374），上距孔子之卒一百零六年。这个确凿的年份具有拋锚定位的作用。（四）如果老子和太史儋确是一人，那么他见秦献公时年约六十六、六十七岁。即使把老子生年上下各伸缩十年，他过访秦国时年在五十六与七十六之间也还是在情理之内的。（五）“周太史儋”这个称谓也非常符合《史记·老子列传》开头“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这项陈述。道家源于史官，最早在《庄子·天下篇》中已经得到暗示。《庄子》一书虽寓言什九，《天下篇》却一向被公认为先秦最早、最有系统、最严肃、最权威的思想史。此篇总序开头就提出在未分裂成“百家”之前，最高的学问是“无乎不在，……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的“道术”。即使“百家”已“散于天下”，古之“道术”以及“诗书礼乐”、“百家之学”于“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这个综述虽然在表达方式上有点绕弯，实际上不啻说明“道术”，甚至所有的“百家之学”，无一不与官方学术和文献的主要库藏——广义的“史”——有渊源关系。班固去古未远，在《汉书·艺文志》即明白申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鉴于疑古之风未泯，李学勤先生根据长期研究经验对班固的看法做出深刻的肯定：“班固所讲道家出自史官，不仅是由于老子为周柱下史。我们看金文中的西周史官，如史墙盘的史墙，在铭文里历数文武成康昭穆列王事迹以及本人父祖各代的德行，可知史官确是‘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有的史官鉴于历史和人生经验，得出以谦卑柔弱来固守统治地位的哲学原则，而老子即其集大成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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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的分析和讨论，所有的线索似乎都指向同一结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就是周太史儋，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兹将本文所估老子的生年列入张岱年先生所撰，至今仍极有用的，可与老子参比先后的若干思想家的“疑年简表”[47]，以备今后哲学史家进一步权衡批判的参考。下表对张先生的疑年表略有增损修改，凡哲人有确实生卒年份者标明其确切年代，无生卒年份者或列其主要学术活动的上下限，或只列其一生记有具体年份的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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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前后哲人年代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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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何炳棣，《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参本书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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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史记·郑世家》，页1776，公“二十五年（遂398）杀其相子阳”。据《例子·说符篇》：“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子阳为郑卿，曾赠粮而遭列子之拒。长段引文见古棣、周英《老子通》下部，页809—810。列子其人、其书当然尚须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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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慎到年代取自P.M. Thompson, The Shen Tzu Frag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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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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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老子年代推估的结果，似乎与大多数中国哲学及思想史家意见相当高度地符合。前此单独根据所谓的“思想线索”或“文字文体”或“时代术语”三个角度之一，以求证老子其人其书不得早于战国初期者，虽不能使人完全信服，而且有时还受到有理有据的反击，但我们如综合三个角度的辩证，再加上本文对老子其人史料来源的穷溯与评价，老子早于孔子的少数意见就更难成立了。为避免重复，本文开头完全不谈孔子适周问礼老聃说之无稽[48]，在此结论中无妨补充一项最根本的理由。《左传》昭公二年（前540）春记有晋国正卿韩宣子（起）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这句名言绝非虚语，因鲁侯是周公之后，伯禽初封即世世享有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说明“凡四代〔虞、夏、商、周〕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49]。周室东迁之后，鲁国不但成为宗周礼乐文化的嫡传，而且是列国菁英观光问礼的第一对象。吴国著名的公子季札就是最权威的见证人。他于公元前544年聘访列国，只有在鲁国才能听到各邦国的乐歌，并看到武王伐纣后的“大武”、夏代“大夏”、虞舜“韶箾”等远古的舞蹈。对这一切他不禁大加赞叹：“观止矣！”他续聘郑、卫、晋等国而独不及王室所在的周[50]。主张老子早于孔子的论著中实无任何一项值得认真考虑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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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历史考证与科学理论及试验性质迥然不同。历史考证不能像科学那样可以一再由试验中证实，而且不得不接受史料中所呈现的时间、空间、人事因缘方面的约限，只能在多维的约限之中用理智去臆度。本文与前此考证老子之作不同之处是对史料来源追溯评价的尽心和推测司马谈、迁父子史料传承之间的生物、政治、人事等障碍的认真。因此，本文的结论不是单一线索的推衍，而是由钩稽史料所获四个独立拋锚点全盘推理得出来的。这四个拋锚点重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