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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稷下管子学派的政论家便铸出“道德”连词,以代表清虚无为为本的最高统治术。兹举数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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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戒第二十六》以管仲劝戒齐桓公的方式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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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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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君臣上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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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是故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是故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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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君臣下第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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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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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逍遥超旷,以不治为治的庄子及其学派对道德一词亦有相同的看法。《庄子·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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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备矣。……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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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先秦诸家中诠释道德为帝王最高统治术最为透彻的。王夫之认为“此篇之说有与《庄子》之旨迥不相侔者。……盖秦汉间学黄老之术以干人主者之所作也”[25]。问题在《天道》全篇并非每节都与《庄》、《老》不相侔,而且战国晚期百家本有互相吸收、融合、改造的大趋势。《天道》篇中“六通四辟”似袭取于《庄子·天下》篇,故较晚出,然而究竟晚出到什么程度很难判断。以上引文中“道德之至”与《荀子·劝学篇》中“道德之极”谁稍先稍后并无关宏旨[26],真正有意义的是《荀子》对“道德”连词的诠释与应用无殊于上引《管》、《庄》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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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连词见于《荀子》八个不同篇章。兹择要征引诠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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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引《荀子》全书首篇《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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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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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之所以以通礼为“道德之极”是因为礼的最大功能是维护已有的政治社会阶级制度,并对不同阶级不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加以合法化。当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趋势日益显著的过程中,孔子和荀子都感觉到有将“礼”加强意识形态化的必要。荀子是儒家“礼”论的集大成者。上引文中的“圣”字,就表面字义言,是指毕生学习反思而成为的“圣人”,也就是《荀子·儒效篇第八》中系统论述的“大儒”。惟“大儒”才“通则一天下”如周公,“穷则独立贵名”如仲尼、子弓。无论穷或通,“礼”作为“道德之极”都是借用和实际应用于政治的最高统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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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政治统治性在《荀子·王制篇第九》有最简明扼要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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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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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正论篇第十八》把作为最高统治术的“道德”与远古圣王的关系有更明确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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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夫有恶擅天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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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如《儒效篇第八》的“道德之求”,《王霸篇第十一》的“道德诚明”,《议兵篇第十五》的“积礼义、尊道德”,《强国篇第十六》的“道德之威”等等,无一指向个人修养的道德,而都说明与最高统治术有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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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战国晚期杂糅道、刑名、兵、儒、阴阳的《鹖冠子》[27]提出圣王承天时季候以施道德治术的原则。《道端第六》(小注为宋·陆佃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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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人居左春以生之象仁,忠臣居前南方者见象忠,义臣居右秋以成之象义,圣人居后北方秘密象圣。左法仁,则春生殖。前法忠,则夏功立。右法义,则秋成熟。后法圣,则冬闭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坠,安而不亡。此万物之本剽,天地之门户,道德之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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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鹖冠子》讨论“道德”时提出“元气”一词以为万物的原始物质。《泰录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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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神圣乘〔秉〕于道德,以究其理。若上圣皇天者,先圣之所以倚威立有命也尧、舜、三代诰命未尝不称天者,盖以倚威立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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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著述,如《淮南子·天文训》等所讲的“元气”是否受《鹖冠子》的影响,可留待思想史家去细究。本文只应作以下两点综结:(一)战国中、晚期各家文本中出现的“道德”连词,几乎无一不具有“君人南面之术”的意义。(二)此一连词的出现,几乎无一不与可以释为同义词的“圣王”、“神明”、“圣人”等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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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下》篇首段的主要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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