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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轲（前379—281），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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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圣典”之说难以成立，因为“圣典”的先决条件——统一帝国最高政权的承认与拥戴——是汉武帝以前所不存在的。相反地，战国时代的儒家一贯是自家造圣，对当时一般政权的抗议者[47]。但是他文章里所借重王安石的评语颇有参考价值：“先六经而后各家，庄子岂鄙儒哉！”如按战国晚期的史实解释，王安石的评论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恰到好处的。因为“先”字有二义：（一）孔子及儒家所诵习、传承、注释的《诗》、《书》等典籍在时序上是大大早过百家的。（二）儒家对《天下》篇中所描绘的古代圣王淳朴臻圆的知识与智慧是全部肯定、高度赞扬的，大有异于百家那样批评，甚或不时抗议的。所以“先”字的深意是与对文化遗产的态度有密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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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天下》篇对儒家毫无鄙视之意，只有合理的肯定；但也绝对没有把儒家列为“内圣外王之道的总要”。第三组：“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与评价儒家无关，就不加以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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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术”分裂何以始自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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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术一词文本上最早出现于《墨子·尚贤上》已在第二节中详论。墨子道术所希求成功实现的“三务”（富、众、治），正符合《天下》篇所述道术尚未为天下裂以前圣王式最高统治者的基本关怀：“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在道术词源及界说上墨子既应居首要地位，何以《天下》篇反而独独把“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责任落在墨翟、禽滑釐的肩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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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简明论述《庄子·天下》篇首章及全篇写撰用意的是王闿运：“三代以前，异不相非，故道不裂。后世则不然，所以必作书论其意。”[48]案：孔、墨皆距三代圣王已远，但孔子及其累世弟子对传统文化及制度惟有赞扬与累进理想化，而墨子及墨者却对传统礼乐制度种种不平等及奢靡部分极力攻击。墨子的《节用》、《节葬》、《非乐》诸章论辩偏激之处引起《天下》篇强烈反应：“……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使人忧，使人悲。……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其去王也远矣！”墨子这种有违人性，背离圣王之教之“纯”、“全”完整性，造成先秦思想史上一个小小的讽刺：最早铸出道术一词，并阐发其内中基本关怀的学派，竟被归罪为道术分裂的开端者。但《天下》篇并未失去其客观与公道，对墨子“自苦为极”的救世精神却是十分赞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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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关怀的非形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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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重文本叠合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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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摸索先秦思想中大小课题的过程中，令笔者诧异的发现之一是，两千年来竟无学人明白指出“道术”一词源于注重功利的墨子，而不加深究即以为源自《庄子·天下》。此中原因有二：（一）诚如闻一多先师所论，魏晋之间，《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他的书成了经典。他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至于历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更不用提”[49]。（二）清末郭庆藩《庄子集释·后记》未署名的“整理者”对《庄子》版本传承与注释的重点说明，很有参考价值。“《庄子》一书，汉以前很少有人称引，也没有人作注释。魏晋之际，玄学盛行，才有晋人司马彪、崔譔、向秀、郭象诸家的《注》和李颐的《集解》。”隋、唐两代有关《庄子》的著述虽有二十多种，流传至今的仅有陆德明的《庄子音义》和成玄英的《庄子注疏》。成玄英的《庄子注疏》和宋、明注释《庄子》者类皆重哲学思想，且多以佛理释《庄》。迟至清代，《庄子》注释才注重校勘、训诂和考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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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长期受玄学影响之下，清代学人的训诂重点仍在音义，而不在《庄》文中关键词的探原工作。即以博洽深思的孙诒让为例，一生研撰之中，从未曾为“道术”一词的起源做过《墨》、《庄》的沟通工作。由于近、现代《老》、《庄》研究风靡海内外，“道术”一词的诠释几乎都是从玄学理论出发，完全忽视“道术”原始的性质与内涵。当代《庄》学名家陈鼓应即强调指出《天下》篇所谓的“道术”就是探讨宇宙、人生本原的最高学问[51]。按此说法，“道术”的重要是由于它的本体论或形上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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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文第二节已考出方术一词，源于重实际、重功利的《墨子》全书最早篇章之一《尚贤上》；本文第三节剖析《天下》篇首章内涵时，指出古圣王整体性的道术主要内涵养民之道，虽与《墨子》所论文字表现方式不同，而内涵却大体相符。为充分证成鄙说，兹以五重意义相符、四重文本叠合的相关语句按时代先后征引如下，以备读者参考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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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子路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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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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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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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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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子·尚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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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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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达成此目的，必须重赏重用“道术”之士〕[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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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节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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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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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谓“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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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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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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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患”的办法是执行“三务”；如此始能实践“道术”的主旨，达成全民的“富”、“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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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庄子·天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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