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963248
1701963249
以事〔日用〕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1701963250
1701963251
〔意涵大体与《墨子》“三患”、“三务”相符〕
1701963252
1701963253
4．《鹖冠子·天则第四》：
1701963254
1701963255
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圣人之所期也。
1701963256
1701963257
5．《淮南子·兵略训》：
1701963258
1701963259
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民之所望于王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53]
1701963260
1701963261
先秦及汉初诸子文本流传至今者为数相当有限，而在有限的各家著述之中，有关道术一词渊源及其基本关怀的文本居然能有五种之多，实是意想不到的幸事。道术一词虽源于《墨子》，其中心关怀却可上溯到载于《论语》的孔子之言，下延至“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淮南子》[54]。道术的原义——解决基本民生、维持社会安定的一套方略——时空双向渗透哲学及政治思想之深而且广是不难想见的。更不容忽视的是综合先秦思想的荀子，把墨子论道术的词语反转扩大为人类的本能与普世的真理：“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55]荀子理论的扩展于人性与教育姑且不论。本节上引五重文本叠合的证据已足有力说明先秦思想中的基本关怀，绝不是对“宇宙人生本原”的形上探索，而是不出日用人伦范畴的最现实的“君人南面之术”。
1701963262
1701963263
（二）历史渊源：华夏人本主义文化
1701963264
1701963265
从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和特征的观点看，《墨子》和《庄子·天下》篇中所显示的基本关怀，不但不令人惊异，反而是理所必然的。这个古文化的发祥地是华北黄土高原与毗邻平原地区。产生这个文化的物质基础是自始即能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这是受了具有“自我加肥”（self-fertilizing）性能的黄土之赐。因此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起，定居的村落即沿着渭水许多支流两岸的黄土台地密集地出现。以著名的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为例，聚落的中心有为公共聚会的大房子，四周是同一氏族成员居住的小房群，另有陶窑和埋葬极有规律的墓地。小孩死后一般都行“瓮棺葬”，瓦瓮留一小孔以供灵魂出入继续承受母爱。仰韶陶器图案已有巫觋，大量象征女阴的双鱼，而鱼又是繁殖力最强的生物。生殖能力的崇拜完成了原始祖先崇拜必具的三个时式：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只有在这种累世生于兹、死于兹、葬于兹的最肥沃的黄土地带才能逐步产生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家、氏、族制度和祖先崇拜。
1701963266
1701963267
商代卜辞详示商王虽在一定的季节或日期祭祀天神、大神、昊天、上帝及日、月、风、云、雨、雪、土地、山川等自然神祇，但祖先崇拜在全部宗教信仰中确已取得压倒的优势。商王室和王室贵族的“周祭”——由五种祀典组成的、轮番复始的各世代祖妣的祭祀系统——却是终年不断地排满了三十六旬，偶或还有必要排到三十七旬[56]。这是祖先——广义的“人”—已成为宗教体系重心的铁证。
1701963268
1701963269
刘雨教授在一篇根据西周金文力作之中，一方面指出西周二十种祭礼之中，有十七种祭名与商代一致，另方面证明西周祭祖礼的重点和精神与商代有重要的不同：西周王室特别注重“近祖”。西周金文中除了康王祭文、武、成王三代以外，其余诸王所祭俱以祖考两代为对象，并无追祭三代者[57]。这种重心的转移反映西周王室对祖先崇拜的想法越来越“现实”，最现实的莫过于代表受祭者的“尸”。由于周族的昭穆制，“尸”一般是受祭者之孙。在祭祀时，“尸”不但威仪棣棣地坐着受膜拜，接受多道酒肉蔬谷的奉献，“尸”还要随时向与祭者招呼还礼，最后还通过专业的“祝”向子孙作以下这类嘏辞：“承致，多福无疆，于女（汝）孝孙，来女孝孙，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勿替引之。”[58]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之“现实”，引起性喜道家的超逸的闻一多先师极度的憎厌：
1701963270
1701963271
……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在，乃是物质的存在。惟怕其不能“如在”，所以要设“尸”，以保证那“如在”的最高度的真实性。这态度可算执著到万分，实际到万分，也平庸到万分了。[59]
1701963272
1701963273
与闻师同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同年赴芝加哥大学专攻欧洲史和哲学的雷海宗先师，既是笃诚的基督徒，又是具有高尚儒家情操的热血爱国者，却能从西周青铜器群中“子孙永宝”、“其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之类文辞之普遍（更不要提《诗经·大雅》多首及其他西周文献），判断举世主要文化之中，以子孙世代繁衍为中心价值的，只有古代中国。上世纪中日战争期间，他曾作以下综述：
1701963274
1701963275
……所谓拜祖，并非拜祖，而是拜祖先所象征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整个家族，就是“拜子孙”也无不可。……个人之前有无穷世代的祖先，个人之后有无穷世代的子孙，个人只是个无穷之间的一个小点，个人的使命不是自己的发展，而是维持无穷的长线于不坠；有助于维持此线的个人发展，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发展。人生不能专为自己，必须有大于自己的理想目标，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的。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宗教的共同点。中国自四千年前文化初开起，就选择了家族生命与家族发展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四千年间并无根本的变化。[60]
1701963276
1701963277
孕育于如此悠久的人本宗教和文化的“道术”之所关怀的，有什么能比保障人民休养生息、日用人伦更自然更基本？
1701963278
1701963279
五、《天下》所讳言的思想流派
1701963280
1701963281
《庄子·天下》全篇论述思想流派，以儒、墨始，以老、庄终（辩者惠施附于庄周）。首尾之间，宋钘、尹文“见侮不辱，……禁攻寝兵”似兼杨（朱）、墨；彭蒙、田骈、慎到似更趋向“道家”。作为自庄派观点出发的哲学史纲，《天下》本可有主观选择或拒绝评介学说对象的自由和权利[61]。如果《天下》所显示古代圣王道术的基本关怀不外日用人伦、生民之理的话，那么《天下》所亟欲讳避不言的正是相反的一面，亦即《孙子兵法》——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著述[62]——开宗明义的警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63]事实上，《孙子》所论的“兵”是一个普世性无可避免不谈的问题。正如韩非的观察：“今境内之民……皆言兵，藏孙〔武〕、吴〔起〕之书者家有之。”[64]后韩非百余年的司马迁也做了同样的见证：“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65]可见从春秋末叶句践灭吴所反映时代精神之巨变，中经战国七雄间日益酷烈的生存竞争，直迄西汉大一统帝国的成熟，四、五百年间，《孙子》这部代表近、现代以前人类对战略及军事辩证思维最高成就之作，是从来无法不被讲求富国强兵之道者所私下奉为圭臬的。
1701963282
1701963283
景慕庄周“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的《天下》作者，刻意避免触及集“诡道”大成的《孙子》及深受其影响的各种“法家”的理论与实践，是情有可原的[66]。至于累世诵习六艺，生徒广众，本富积极入世精神的儒家，竟在孟子影响之下，不惜歪曲史实，声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67]，更无条件地宣扬“仁人无敌于天下”[68]的自造“真理”[69]。孟子这种嗤战争为不值一谈的倨傲言行，事实上已开后世文人虚伪、矫饰、怯懦、“轻武”恶习的端倪。《吕氏春秋·孟秋纪第七》、《仲秋纪第八》及《季秋纪第九》中诸篇和《淮南子·兵略训》虽都认为兵争一向自远古即无可避免，但主要看法仍受儒家影响较多——军事的胜利取决于仁义与民心的向背[70]。惟独司马迁能从浮词滥调之中对基本史实做出理智平衡的论断：
1701963284
1701963285
……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是〔成汤、周武〕之后，名士迭兴，晋用咎犯〔狐偃〕，而齐用王子[71]，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暗于大较〔法〕，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顺逆耳。[72]
1701963286
1701963287
至于何以先秦一般哲人都不愿正视《孙子》所论的“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问题可从两方面看。正面看，先秦世界最高的精神主宰是历经累进理想化的古代圣王无与伦比的道德威力。而另方面，春秋末叶居然出现《孙子》那样高度理性，不信鬼神，不择手段，专主功效，完全超出道德范畴的“行为主义”，正是圣王之道的悖反。试看《孙子》开卷的《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地形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九地篇》更发挥极端行为主义的军事理论：
1701963288
1701963289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
1701963290
1701963291
笔者近年在考证《老子》辩证思维实祖述《孙子》一文里，除主题外，已初步论证《孙子》行为主义对墨子及法家影响深巨，并特别指出在应用方面，墨子不得不将孙武的行为主义全部加以伦理化，甚至宗教化。这样一来，墨子对行将开始争鸣的百家形成了一种道义上的“威胁”，因为百家理论虽各有其特色，但其共同核心都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所指的“君人南面之术”，而“君人南面之术”讲求统治人民最有效的办法本可是不择手段的。墨子把全部治术，尤其是有关行为主义的应用都伦理化，甚至宗教化，因此逼得百家的理论都不得不披上道德、仁政、清静、无为、心性及其他形上外衣。另一方面，墨子逼使未来的哲人、辩士、说客（商鞅是唯一例外）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言说《孙子》理性思维最缜密、最重实际功效、最置道德价值于不顾的行为主义。连“极惨礉少恩”，集法家思想大成的韩非都需要《老子》为缘饰，即系明证。事实上最强有力的例证出自《孙子兵法》本身的最后一篇《用间篇》，讨论利用间谍的极度阴险与高度保密的必要时，不得不解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昔殷之兴也，伊挚（尹）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篇中的“圣”字和“仁义”连词不但是《孙子》全书中所仅见，也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中所首见。
1701963292
1701963293
可见在尼采（1844—1900）宣布上帝业已死亡以前，任何文明国家的治术和意识形态都无不需要披上宗教或道德的外衣。难能可贵的是《淮南子·兵略训》竟能揭开外衣，做出打穿后壁的历史透视：
1701963294
1701963295
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
1701963296
1701963297
其实，文本语句形式不同，而透视能力与《淮南子·兵略训》相埒者，尚有《管子》开卷《牧民第一》，位置仅亚于首节“四维”之后的“四顺”：
[
上一页 ]
[ :1.70196324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