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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素服誓于太庙，曰：其人为不道，不修义详（祥），唯力是正。曰：予必坏亡尔社稷，灭尔百姓。二参子尚（夙）夜自厦（励），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尸）而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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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秦惠文君即位后十四年称王，次年（前324）为更元元年。《迎敌祠》篇称“公素服誓于太庙”的“公”究竟是更元前的惠文君、其父孝公或其祖父献公从未经墨学专家提出讨论。我们先从“素服”和誓词内容加以蠡测。素服象征一种哀悼，哀悼的对象可以是已逝的先君，也可能是社稷过去所受敌国的创伤和凌辱。誓词的话应分为三小段。开头三句是秦君对敌人（魏）不讲道义、唯暴力是尚作风的概括。紧接的是敌君对秦社稷人民狠毒居心的自白（事实上当然是秦君想象的）。最后几句是对陪誓左右的二三子（将领）恪遵职守、戮力同心，“以勤寡人”勖勉的话。如果本文诠释不误，誓师之“公”不会是指业已能屡胜三晋、屡受天子贺的孝公和惠文君，只可能是充满悲郁心情、长期忍辱负重的献公，而且是远在临终前二年（前364）“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32]之前的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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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讨论《迎敌祠》的巫祝仪式部分。由于《汉书·艺文志》兵阴阳之末列出《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图三卷，《辟兵威势方》七十篇，更由于《迎敌祠》充满了五行迷信，不少近现代墨学专家都认为此篇反映晚期墨学的巫祝化[33]。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全篇是早期秦墨活动的纪实。兹征引《迎敌祠》有关巫祝的原文以备考订它的年代的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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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从外宅诸名大祠，灵巫或（咸）祷焉，给祷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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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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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胜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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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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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之，善为舍。望气舍近守宫。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请报守，守独智（知）巫、卜望气之请而已。其出入为流言，惊骇恐吏民，谨微察之，断，罪不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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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五行系统在《墨子·贵义》篇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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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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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不仅言及四龙，并且道出四龙的各别颜色、方位、五行属性、代表各方属性的天干，以及各组天干中的阴干和阳干。可见公元前5世纪，五行说的基本要素和符号早已齐备，无殊于近千年来盛行于士庶间的子平基本语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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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远在墨子之前就已有五行的学说。例如公元前512年面呈吴王阖闾的《孙子·行军》篇中就已经提到“黄帝之所以胜四帝”，1973年银雀山出土的兵家残简中还发现《黄帝伐赤帝》一篇。此篇残简经当代诸家考订校补之后，主要内容已可知晓：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西伐白帝，……北伐黑帝”，全得全胜。《墨子·贵义》篇中的龙，显然就是银雀山兵家残简中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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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在《孙子》以前早已成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即吴王阖闾召见孙武之前一年，晋史墨答问时即申述五行一向皆有专官（神），称为“五正”，经常举行“五祀”，而且这些祭祀木、火、金、水、土五行的专官都“世不失职”。可见上世纪齐思和认为五行相克说原于邹衍，因而判断《孙子》成书之晚是不能成立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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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巫术与卜筮，渊源极古。所谓三代的圣王事实上无一不是政教合一的“大巫”，更不必提王室、贵族属下的卜、史、祝和民间的巫觋了。即使最“人本”、最理性的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1973年马王堆出土汉文帝初年手抄《周易·要篇》中孔子答子贡问，是否相信《易》中的“筮”，孔子曰：“我观其德义耳，吾与巫史同途而殊归。”终春秋之世，“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全部的祀和戎中的祀都与巫、祝、史牢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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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墨家所宗的大禹与巫术的关系尤为密切。历代巫师作法时必行“禹步”。杨雄《法言·重黎》：“昔者姒氏活水土，而巫步多禹。”李轨注：禹“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而俗巫多效禹步。”[36]1975年底湖北云梦发掘所获秦简《日书》中五行相胜生克说，不但与《墨子·贵义》篇所述完全相符，而且已有从纳音法推出的“禹须臾”吉日表。“须臾”是“立成”之义，大利出行。“名曰禹须臾”，当是日者借禹之名以增重其说[37]。近年秦简《日书》研究显示五行生克，冲破害合等原则已“非常成熟”，时日吉凶的选择与避讳在民间已很普遍[38]。墨子出身平民，极力推崇大禹自苦为极的救世精神，于是当华夏及其周遭宗教思想逐步人本理性化的过程中，墨者所保留的巫术较其他学派为多，是本不足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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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关望气术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杜佑《通典》卷一六二末《风云气候杂占》项所引，见于《太平御览》的《司马法》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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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细雨沐军，临机必有捷。回风相触，道还而无功。云类群羊，必走之道，气如惊鹿，必败之势。黑云出垒，赤气临军，皆败之兆。若烟非烟，此庆云也，必胜。若雾非雾，是泣军也，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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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最后的按语：“是知风雨之占其来久矣。”问题在：现存《司马法》文本及其时代都还有待考证。本文本节目的在推测《迎敌祠》在墨家著述中的相对早晚，为慎重计还是借重《史记·日者列传》的《集解》和《索隐》。二者都认为“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而“日者”一词在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墨子·贵义》。司马贞《索隐述赞》：“日者之名，有自来矣。吉凶占候，著于《墨子》。”这是就文本言最可靠的综结。所以五行系统、占候望气等等绝不是战国末期墨者“巫祝化”以后才有的现象，而确是墨者初仕秦献公时早已具有的原始巫祝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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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顺便指出的是，表面上这五光十色的誓师仪式是由巫祝导演的，而幕后真正的控制者是从未失去高度理性的“守”——由秦献公自己从墨者精英中遴选出来的最高城防长官。现存《墨子》有关城守的十一篇中，篇幅最长、性质迥异于《迎敌祠》的《号令》篇，内中详尽地列出种种有关安国、守城等实事求是的军令和法规，却独独插进《迎敌祠》中唯一理性的条款，似乎更足说明本文以上观察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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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气者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民，以情上报守，守独知其请而已。无与望气者妄为不善言惊恐民，断，勿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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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通典》卷一六二“兵十五”最后望气条结尾双行小字注中的综结大有助于读者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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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云任贤使能则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审则不筮而计成，封功赏劳则不祷而福从，共苦同甘则犯逆而功就，然而临机制用亦有此为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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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体上受人本主义文化熏陶下的古代华夏民族斗争之中，巫祝仪式及望气杂占等迷信仅仅具有边缘的作用应该是接近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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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节的主题，我们还需要解释：何以秦献公自始即不得不委派墨者统筹全部城防事宜，并充任集军政权于一身的城区最高长官——“守”；何以围城居民、男女老幼，都按照军队编制组成五人基本单位的“伍”，受极度严酷“连坐”刑罚的控制。《墨子·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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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之重禁，敌人卒而至，严令吏民无敢欢嚣、三最（三人相聚之义）、并行、相视坐泣流涕。若视举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击、相靡（以身及衣）、讼言语、及非令也而视敌动移者，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伍人逾城归敌，伍人不得，斩；与伯（百）归敌，队吏斩；与吏归敌，队将斩。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先觉之，除。当术需敌，离地，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