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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汉简中墨家残简竟有敌尚未至时，防守人员入厕必须衔枚，不准二人同行，违者斩之令！[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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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极度严峻的城防法令规章只有从本文秦魏河西争战史年表底注《吕氏春秋·当赏》所载，秦献公返国即位途中极度艰险的经过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他初试从最近的郑所之塞入秦，被守塞官右主然所拒，其理由正当：“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献公不得不深入北翟，幸焉氏塞守塞敌军改迎之重入秦境。但此举虽极有利于献公，却因秦公子在外者多，政治上会留下不良影响。奉小主夫人命北上击寇的军队半途哗变，献公才能南下至雍即位，但总观全局，第一步的关键确是决定于守塞官员临时所选择的效忠对象及其是否有决心和能力防阻内奸外谍的情报传递。秦献公立法图强首要的整顿对象之一当然是严城防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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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备城门》篇禽滑釐请问墨子守城十二法首段很像是全部有关城防诸篇的“序言”。内中尤堪注意的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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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守者虽善（而君不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专）用之，然后可以守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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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君用臣能”是任何聘募墨者时双方第一考虑的因素。事实上，除了“守”的能力外，同样重要的是他的操守。在献公饱受惊险回国即位后的第四年，巨子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集体殉义之后，城防最高长官及其随从之选，舍墨其谁应已系不争之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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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图强运动中墨者的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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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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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公之前的半个世纪，秦弱魏强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就疆域、人口、资源而论，秦本有足够的潜力演变成为一等军事强国，主要的关键在有英明的君主领导改革。根据本文以上的多边考释，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亦即墨者首任巨子孟胜及其弟子集体死楚阳城君之难那一年，献公与墨者应即开始合作，而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所以城防要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守”都从墨者甄选。《汉书·百官公卿表》谓“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前148）更名太守”。战国史籍虽然残阙，但“守”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春秋晚期。《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有“董阏（安）于为赵上地守”，“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按：董安于为赵简子（卒于公元前475年）家臣。魏文侯在位五十年（前445—396），李悝是魏国最出名的首“相”，实行法制和农村经济改革的政治家，其初任“守”职应在文侯的早期。据注释，上地即上郡，前者在今陕西榆林、延安之间，后者在今山西上党一带[42]。秦献公任墨者为“守”更有近例可援：魏于公元前408年攻占全部秦河西地后，即任吴起为西河守[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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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城防最高长官“守”之下，还有由墨者充任的“尉”。《墨子·备城门》篇说明“城上四隅……四尉舍焉”。“百步一亭……亭一尉，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亭尉掌旗帜。各种城防士卒，包括童子及女子，都依照“青、赤、黄、白、黑”五色旗帜各守岗位。敌人攻城由远而近时，亭尉手执大旗，有如近代童子军领队之“打旗语”，并鼓声，指挥部队的行动。夜间只好用火。此外还有门尉，责任是执行极严格的监守城门、防谍杜奸的规令，白昼必须亲自巡察三次，夜间巡察一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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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尉的起源，初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前660）》，是晋国的高级军官。《左传·襄公十九年（前554）》：“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可见军尉是中央的军职，品级仅在卿帅之下，众官之上。随着战国初期战争规模及频率的上升，边区地方渐有设置中低级尉官的必要。韦昭《辨释名》对尉的综释最简明合理：“廷尉、郡尉、县尉皆古官也。……凡掌贼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罚也，言以罪罚奸非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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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睡虎地秦简发现之前，高亨注译《商君书·境内》篇时指出：“县有四尉，他书无证。”[46]其实现存《墨子》城守诸篇，尤以反映墨者仕秦初期情况的《备城门》篇明明指出“城上四隅……四尉舍焉”。不过《商君书·境内》篇“县有四尉”的“县”反映孝公十二年（前350）商鞅把全国旧有的地方行政单位划成四十一县这一重要史实，原来要塞性的“城”也划为一般性的“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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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必须一提的是，尉的主要责任虽是防谍杜奸，严格执行罪罚，还有训练基层吏员及士卒射弩技术的责任。《秦律杂钞·除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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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士吏，发弩啬夫不如律，及发弩射不中，尉赀二甲。发弩啬夫射不中，赀二甲，免，啬夫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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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律在军事史上的意义，于豪亮、李均明《秦简所反映的军事制度》文中有较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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弩机是射程远、杀伤力强的一种武器，使用这种武器的士兵在当时的军队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对这支军队必需要加以必要的训练。士吏和发弩啬夫是军队的基层官吏，发弩则是使用弩机的士兵，对于他们发射弩机的成绩必须加以考核，如果发射不中，任命他们的负责官吏令、尉都要受处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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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备城门》和《号令》等篇，训练士兵使用先进武器的权利和责任大都落在墨者身上应该是事实。但是战国史大家杨宽对此怀疑：“《墨子·非攻中》篇列举各种武器没有提及弩，因为它的著作年代在春秋战国间。至于《墨子·备城门》以下讲守城各篇，不但常提到弩，而且有‘连弩’，因为它的著作年代已在战国末期。”[48]事实上早于墨子百年以上的《孙子兵法》，其《作战》篇已提到“甲胄矢弩”，《势》篇形容“势如弩，节如发机”。近年拙作《中国现存最大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证明全书十三篇撰成于公元前512年吴王阖庐召见之前。西方专家独立判断与拙见亦不谋而大体相合[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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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劳永逸，杨宽的置疑还是应该在《墨子》书中去求解答。案：《备城门》篇中墨子和大弟子禽滑釐提纲絜领式论应付攻城十二法之外，多方反映墨者仕秦初期情况，史料价值甚高。篇中不止一次提到“弩”和“必射五十步以上”的“木弩”，言及以竹木为原料的矢（箭），并希望能多利用齐国的铁来造箭头。《备高临》篇中“连弩之车”是该篇和《墨子》全书中仅有的一次出现。为审慎，有必要细读该篇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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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子再拜曰：敢向敌人积土为高，以临吾城，薪土俱上，以为羊黔（高大足以攻城的土山基址），蒙橹俱前，遂属之城，兵弩俱上，为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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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曰：子问羊黔之守邪？羊黔者将之拙者也，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守为台城，以临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强弩射之，技机籍之，奇器口之，然则羊黔之攻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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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以上引文的二百一十六字全都是机件部门名称、尺寸、长短、厚薄、重量的数字，与引文中的师徒对话完全不能衔接呼应。原文中师徒问答的对象是如何应付敌人利用羊黔来进攻，羊黔是敌人逐步堆筑逼近我方城楼垣墙的高大土山基址，而连弩车“其牙一发，诸弦齐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垒无不摧陨”[50]。从常识就可断言连弩机和羊黔绝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它在全部《墨子》书中仅有的一次出现，显然是末期墨者抄填强行插入世代相传原有的墨者手册中的。连弩机在历史文献中的首次出现要晚到秦始皇生命的最后一年（前211—210），那时因求神药，始皇“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51]。杨宽根据仅有的一次出现，即推断《墨子》城守诸篇都是战国末年之作，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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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正题，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被聘募的墨者也一再表示对献公效忠之忱。平时对“重室子”（贵家子弟）表面上予以优待，而事实上是严加看守。敌军来攻时，令重室子居城隅高楼上作侦察守候的工作，“失候斩”。其他“守城之重禁”和“大奸之所生”“具以闻于上”[52]。墨者对秦中央集权消除异己方面的贡献是不容怀疑的。此外，秦国当局自始即极力汲取利用墨者对军事工程及武器制造方面的专长也是可以肯定的[53]。总而言之，墨者对秦军事上转弱为强的重大贡献，在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的大凯旋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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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户籍与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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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近代中外学人研究古代中国以军统政的地缘组织的起源，每多上溯到齐桓公（前685—643在位）时管仲的创举和公元前543年郑国子产的改革。事实上齐、郑的改革都不能认为是秦制的先例。兹分别辨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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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管仲的改革，须对《周礼》中的乡遂制度略加说明。《周礼》虽成书较晚，“其所述的制度已非西周时代的本来面目，夹杂有许多拼凑和理想的部分，但其中乡遂制度，基本上还保存着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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