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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什伍所辖士兵的种型和原来的身份，《备城门》篇中两条“示范性”的规律都有说明。“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或应作上）楼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围（御）。”如果敌人大举进攻，无论师众多少，只能分四路进攻，届时守城兵士不过“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66]。可见户籍是兵农不分军民合一的。什伍战时与平时的成员可能不完全符合，但二者间必有密切的联系。从《韩非子》和《史记》相关词语及注释揣测，什伍之制应该自始即逐步推行于全国的，其最初主要动机是为防止人民违法犯禁的，防止人民犯禁最适宜的组织单位是什伍，而防止犯法的工作平时较战时更为根本。所以《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的综述相当正确，唯一需要纠正的是什伍和连坐不始于商鞅，而始于十九年前的献公。这应该是合理的论断[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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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秦简中尚未发现户籍原件，其具体形式尚无法确知。但张金光在其廿余年心血结晶的《秦制研究》对秦户籍特色及其主要意义有扼要的解说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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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户籍为户，役册合编，户籍同时是应役者的徭役档案。此制为汉及后世所承。……秦户籍，就其内容而言，为综合体式，详于籍注，……凡国家治民所掌握的每一个人口的一切状况、家庭关系等等，尽在户口一簿之中。因之，政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统理庶政。秦所开创之户籍实为人籍之综合百科人事档，是国与家最为重要的典章，是典中之典，为国家一切章法之根本。……编籍与“相伍（即编户）”相为表里，相互为用。户籍组织与社会行政编组是统一的，以县系乡，以乡系里，以里系伍，以伍系民户，以户系口。这便构成了以秦户籍为纲的一条完整的系民绳索。[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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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及政治观点，献公的户籍改革既彻底扫除传统乡遂国野的区分，又奠下走向统一集权国家的通衢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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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与初步推广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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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为增强新征服的边区冲要之地设县，可以上溯到春秋中期。穆公以后，《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仅记有厉公二十一年（前456）县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及惠公十年（前390）县陕（今河南三门峡西）。献公朝《秦本纪》只记有二年（前383）“城栎阳”，但因《集解》引徐广“徙都”之说，引起不少近代学人误会。实际上献公决心设置具有国防意义的县，始于即位后的第六年（前379）“初县蒲、蓝田、善明氏”，再五年后才“县栎阳”。近年考古发掘证明即使筑成重要国防和经济基地的县以后，栎阳城垣面积和建筑规模还是远远不能与都城雍和未来的都城咸阳相比[69]。按常理推测，当献公决意兴建一系列的县以为军事根据地时，必有墨者精英及军事工程技术专家参与筹划及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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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动尚同理念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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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本节之前，尚须推测评估墨者对献公政治改革理念及实践方面的影响。案：自宗师墨翟始，散于列国的弟子以专长论可分为三派：“论辩”者游说从政，“说书”者传播学说，“从事”者制器守卫[70]。“从事”派的墨者固为献公所急需，然“论辩”、“说书”之杰出者亦绝不会错过赴秦入仕的黄金机会。另方面“从事”者中的精英亦必能通解宗师的中心政治理念与实践的原则、方法和步骤。饱经沧桑的献公深明富国强兵有赖政治、社会、经济力量的平行发展，所以元年即下令废除殉葬旧俗，七年“初行为市”，十年即“为户籍相伍”。恰为臣民之间只有外来的墨者，除技术专长外，还能秉承墨翟的尚同理念及推行政制一元化的原则与方法。唯有墨者才能背诵“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的历史教训。笔者相信献公之所以自始即决心迈向政制一元化的崭新大道是与墨者一再阐发《尚同》精义分不开的。此项推论的合理性，反射于一个多世纪后荀子的视察和评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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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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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侯（范雎）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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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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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于公元前266年封为应侯，卒于公元前255年。荀子亲自观察到的秦晚期的政风民俗，岂不是百年后墨子“上同而不下比”理念高度实现的最权威的见证吗？荀子这著名的论断中唯一需要修正的是“四世有胜”的“四”应改为“五”，因为四世只能上溯到孝公，五世上溯到献公才符合本文考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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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本节重建多方面史实反思，献公朝确是转弱为强的枢纽，而促成这种演变的核心力量却是来自仕秦的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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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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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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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哲学及思想史界最大的困惑莫过于墨子学派何以从显学倏忽衰微沦为绝学。20世纪前半论者有胡适、梁启超、钱穆、方授楚、陈柱、郭沫若诸家，但“在解释墨学衰微问题上，言之成理的说法少，似是而非的议论则太多，这反而妨碍对真正原因的把握”[71]。就思想及制度方面作简要的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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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墨子理想过高，难为常人接受。《庄子·天下》篇所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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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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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代巨变不利于墨学及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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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秦献公征募墨者之初，秦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笃信兼爱非攻的墨者乐意效忠的对象。但经过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大凯旋后，秦迅即变成最强的军事侵略国。这一基本事实既造成所有墨者良心信念的矛盾，更切断所有墨者社团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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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献公与墨者的特殊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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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屡度提到墨者的种种专长恰恰迎合献公迫切的需要。撰此结论之际，再度反思，深觉二者之间的关系堪称是特殊因缘。之所以特殊是：建立关系之初双方都觉得一切同轨合拍，欢同鱼水；双方都不能预料局势发展下去会只对秦国有利而对墨者极端不利。这是因为战国期间主要国家都在建立中央控制下的新型官僚制度，墨者仕秦之初即以多种专长被分配到官僚机构中的不同部门，事功虽有册籍可稽，姓名则匿而不彰。墨者的种种技能和专长既经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来越“边缘化”了。秦墨最无法抗拒的是统一集权中央化的政治洪流，自始只有浸泳其中任其漂荡，不能也不容逃脱。事实上，仕秦四、五世代以后业已完全消融于此洪流了。从理论及事实观点推想，至晚到始皇三十四年（前213）诗书百家之禁，墨者已经完全消声敛迹湮没无闻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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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墨学衰微，墨者无闻已久，司马迁撰《史记》只能以二十四字附墨翟于《孟子荀卿列传》之尾[73]：“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然而他的《六国年表》序秦获“天助”说还值得我们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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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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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一语，既有其模糊性又有其合理性。模糊性是由于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合理性是“之后”两字，事实上等于默认献公对变法图强已经为孝公、商鞅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后世读史者往往会遇到这类传统论史的表达方式的。再则通过本文的多方考证，史迁所讲的“天之助”无疑应该是墨者“人之助”；但是秦之所以能得到墨者“人之助”就只能归之于特殊因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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