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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意淫”最终一定会变成性的升华。因为如果走到头仍不能、不敢、不应实现性爱，就必须转移方向了。弗洛伊德认为升华就是心理“防御机制”里的“移代”（displacement）。他申论凡人类近于原始、侵始、攫取、满欲等粗暴行为，因受强烈社会制裁，迟早必会转化成比较温和文明的行为；因为这样才能见容于社会，甚至有时还会化干戈为玉帛。性升华亦同此理。性升华就是将潜意识中自私满欲的驱力提升转化为体贴、同情、怜悯。性升华不失为一种净化，而净化总是趋向高尚纯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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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性升华是一种净化，所以当代红学家中颇不乏从事于将宝玉全部感情高尚化、纯洁化的工作。内中以余英时教授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24]影响最大，一时被誉为新的“典范”。在此文中他详释曹雪芹艺术架构的高妙，把大观园内外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园外肮脏，园内纯洁。此文第62长注对这两个世界的鲜明的对照蜻蜓点水式地加以淡化，并特别讨论“意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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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再强调《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方面是泾渭分明的，而另一方面又是互相交涉的。情与淫的关系也正是如此。曹雪芹并非禁欲者，……在第五回中他开宗明义地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而反对“好色不淫”、“情而不淫”之类的矫饰论调。大体说来，他认为情可以，甚至必然包括淫；由情而淫虽淫亦情，故情又可叫做“意淫”。但另一方面，淫绝不能包括情；这种狭义的“淫”，他又称之为“皮肤之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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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具有爱情而做爱的是相当普遍的。如果“情”真能等同“意淫”，曹雪芹从他的感情经验和思维体系中何以在“情”字之外还要特别精心地另造“意淫”一词来？何以警幻对宝玉说“今汝独得此‘意淫’二字？”何以“意淫”一词二百余年来不知迷惑了多少读者？让我们回到最显浅的起点，“意淫”似可先试释成“淫意”，换言之，就是有淫的意向和动机，而不是真正地行淫事。这忠实于字面的初步试释正与本文对“意淫”内涵特征的仔细分析几乎完全符合。而余先生对“意淫”的定义和诠释与语言逻辑和经验常识都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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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清澄前此的错误和了解的不周，我们有必要对“意淫”续加深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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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从语言逻辑与心理内涵，我们必须指出“意淫”和“升华”或“净化”不能等同。“意淫”开始必须有对象和特殊引起“意淫”的情况，“意淫”必有它发展的过程，这过程走完，最后才达成“升华”或“净化”。全体和部分是不能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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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意淫”有两个层次：个别具体的层次和共相抽象的层次。本文所举六例都是属于前者的，经常的“意淫”是属于前者的。宝玉对所有具有性吸力少女（包括未曾见过的）的广义的性的兴趣和反映深层“占有欲”的对少女行将出嫁而发生的怏怏不乐都属于共相抽象的层次。宝玉的“意淫”如此深广，难怪警幻仙姑对宝玉说“吾所爱汝者，乃〔因汝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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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从上引宝钗、平儿、香菱三例看，作为宝玉的“意淫”对象的这三位少女都向宝玉做出或多或少的正面反应，都对他的“意淫”欣赏，并都从其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快乐和满足。这正说明何以警幻仙姑对“意淫”的宝玉说他在闺阁中可为良友。因为自人性观点看，世上几没有任何妙龄女子不喜欢与青春少年调情卖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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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个世界》的看法对研究曹雪芹的艺术构思和手法可能有相当参考价值，但对了解《红梦楼》主要意蕴的博大精深可能是一个障碍。因为无论从爱的起源与爱的性质，尤其是从心理分析的科学观点看，人的心灵机构是万万无法强行中分为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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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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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谈爱之作汗牛充栋，但能系统地描述爱的起源之作，西方只有弥尔顿的《失乐园》和柏拉图的《酒谈会》，东方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一极简单的事实也就最基本：它明示出曹雪芹在世界文学上“超级”巨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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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应用西方对爱的性质理论综合知论中的精华，特别是屡经修正的心理分析中的科学原则，来初步分析评估《红楼梦》的主要意蕴与内涵，发现《红楼梦》不但能符合西方理论的精华，而且处处禁得起科学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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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事引起炎黄子孙的深思。虽然爱的性质事实上是非常不易下一精确界定的，但西方对这问题用功最勤的学者，辛格（Irving Singer，麻省理工大学哲学教授），近年对合理的爱应具的基本特征，曾作以下极简短的概述，而且用的是问话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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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往往是自我取向的，具有占有和满欲欲的，常常是对最亲密的人〔企图〕操纵支配的。我们如何才能使爱己和对他人善意的关怀，性的渴求和非满欲的（non-appetitive）对另方身心整体的接受，侵略（的本性）和一种同情、体贴的自我奉献，取得调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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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上引辛格的话是他检讨了自希腊至当今西方文、哲、宗教、心理等方面所阐发的各式各样的爱和斟酌当代高度个性解放的社会需要之后才做出的概述，而这概述只能代表他的希望和理想。可是几年前笔者匆匆初读他这概述之后，心中默默即刻的回答是：“二百多年前贾宝玉不就基本上已经取得了这种调协了吗？”如果辛格和本文作者的理解不太离谱，曹雪芹所塑造的爱（姑先与古希腊悲剧中极端强烈的情欲相比），岂不是更普遍全人性、更能自“平凡”中见出“永恒”的伟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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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觉得曹雪芹只应与西方文学史上最具永恒，最具全人性价值的超级作家为俦伍。换言之，他应属的“俱乐部”里的会员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496？—406B.C.）、但丁（1265—1321）、莎士比亚、弥尔顿、歌德（1749—1832）、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托尔斯泰（1828—1910）等一二十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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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底草就于南加州鄂宛市龟岩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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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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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长期读史，对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相当熟悉，却迄未曾遍翻王氏全集或遗书。年节后图书馆重开，取阅上海书店重印之《王国维遗书》第五册，始初度获读王氏《红楼梦评论》全文。姑不论其所最尊崇的叔本华哲学之是否允当，静安先生对《红楼梦》之哲理意蕴、美学造诣，识见之宏，视野之阔，九十年来，世罕其匹。更可喜的是他论《红梦楼》的文学价值颇具比较观点，至今犹不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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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欧洲近世之文学中所以推格代（按：即歌德）之《法斯特》（按：即《浮士德》Faust）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若《红楼梦》之写宝玉，又岂有以异于彼乎？……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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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笔者按：或极英豪倔强）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者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者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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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引一代宗师所论，正与本文结语中所指出，较诸古代希腊及欧西伟大悲剧，《红楼梦》似更普及于全人性，“更能自‘平凡’中见出‘永恒’的伟大”，不谋而合。《红楼梦》不愧静安先生先我断定为“宇宙之大著述”，“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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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月5日补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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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关于爱的理论著作数量相当可观。本文所经常参考的是两部新校的综合之作，一是Irving Singer, The Nature of Love，自上古至当代共3册，均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册是1984年的第2版，第2册1984版，第3册1987版。二是Martin S. Bergmann, The Anatomy of Lov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前者是以古今文学及哲学为主而兼及当代心理分析。后者是从心理分析的原理和临床经验解释重要文哲著作。笔者必须声明的是本文是在中文图书相当有限、完全缺乏汉译西方文哲名著的条件下写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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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采用的版本是：M.Y. Hughes, ed,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A Poem in Twelve Books (New York: The Odessey Press, 1962)编辑者长序、详注及历代名家评论，俱极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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