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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STAT data, http://www.fao.org/waicent/portal/statistics_en.asp, last updated Feb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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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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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现代一般称山芋、红薯、白薯、番薯，源出于中美和南美。虽然学术界大体认为甘薯的世界性的传播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才开始的，但近二十年来有若干科学迹象使一些学人相信在哥伦布以前甘薯已传入太平洋玻里尼西亚岛群中某些岛屿[10]。甘薯传华的历史，自明末清初即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以清初久任（1647—1654）福建按察使和布政使的周亮工为代表。他在《闽小记》中有以下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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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盖度闽而南有吕宋国，国度海而西为西洋，……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薯，……其初入闽时值岁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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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说法是根据康熙1663和乾隆1763两版的《长乐县志》而略加考证的。施鸿保，《闽杂记》（光绪1875）卷10，可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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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闽之番薯，李元仲《宁化县志》〔棣案：指康熙1683版〕，周栎园《闽小记》皆言万历间闽人得之南洋吕宋，而不著其人姓名。《长乐县志》则称邑人陈振龙贾吕宋，丐其种归。其子经纶陈六益八利及种法，献之巡抚金学曾，檄所属如法栽植。岁大获，民赖之，名曰金薯。经纶三世孙世元，〔世〕元子，长、云，次、燮，复传其种于浙江，河南，山东，顺天等处，咸食其利。世元刊有《金薯传习录》，是闽中番薯始自陈振龙父子，确有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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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人郭柏苍，在他光绪1886刊印的《闽产录异》中，肯定了施鸿保的说法，并指出番薯始经巡抚明令传播的岁荒之年是15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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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以上两种说法并不冲突。漳州距吕宋本较福州为近，漳州人自南宋以来即长期与菲律宾诸岛通商。1570年代，西班牙开始有效地控占吕宋之后，因食粮商货供应多赖闽商，所以大致上欢迎华人赴马尼拉贸易。1584年起，每年去菲华舶二三十艘，商贾人数每年两三千，甚至可达四千人。《明史》卷323，“吕宋”条，引晚明闽南著作：“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以长子孙。”在1594年歉收之年以前一二十年间，上万的吕宋闽商之中，必不乏注意到像甘薯这类易种广收的新作物的人，而且这些留心民食的人并不限于漳州或长乐。传播新作物需要最低限度的稳定局面，1570年代的后半和1580年代，西班牙在菲殖民政权和闽商的关系大体可谓稳定。另外，无疑义地，西班牙殖民者极关心吕宋和菲律宾较重要诸岛的粮食问题。早在1543年春，西班牙舰队一再想在菲岛群中某些小岛播种玉蜀黍，因土人及葡人作梗，都未成功[11]。吕宋在1570年代的相对稳定局势之上，必有相当规模的甘薯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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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此研究甘薯传华的中外学者都只注意福建沿海，忽视滇、缅、印度这条内陆通衢。修撰嘉靖1563《大理府志》的李元阳，是一位注意新生事物的学人。在这府志里，他虽没有详细地解释新作物名词，但他毫不模糊地列举薯蓣之属五：“山药、山薯、紫蓣、白蓣、红蓣。”（卷2，页24下）棣按：山药（Dioscorea）系中国土生，南北皆产，要以河南怀庆府所产为最有名。山药与栽培的甘薯（Impomocea batatas）在分类和遗传上并无亲缘关系。虽然大理李志仅列紫、白、红蓣并无特别注释，但二十几年前遍检全美各主要中文图书馆三千五百种以上中国方志之后，我发现很多晚明、清代和民国的各省府州县厅志中，红、白、紫、黄蓣（芋）、藷（薯）、苕都是指甘薯，而都不指土生的山药。崇祯1629《太仓州志》卷5，页35上至35下，就是较早就明白区别山药和甘薯的：“案州中山药，为世美味，以东土沙碛匀润，地方使然。然岁获无多。如去年奇荒，则种人先流孳，徒见抱蔓。何不取红山药种，家家艺之，则水旱有恃。”这“红山药”就是甘薯的俗名。再如万历1606福建《古田县志》卷5，页24下：“薯，似山药而大，有红、白二种。”只要与山药、芋（taro）对列，红、白、紫、黄蓣、薯、苕都可视为甘薯。直到今日，甘薯最普通的俗称仍是红薯、白薯、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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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嘉靖《大理府志》外，李元阳还编纂万历二年（1574）的《云南通志》。这两部书是明白记录甘薯的最早著作，而且充分意味着甘薯是从印、缅引进的。下节中将另详论，李氏二志中并多处列了“玉麦”，就是玉蜀黍，或玉米。两种重要美洲作物同列，增加我们对16世纪云南文献的信心。此外，语言学的证据和16世纪印、缅、滇通衢的历史实况更帮忙肯定这两种新大陆的作物确是从西南引进中国内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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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康克林（Harold C. Conklin）曾搜集了大洋洲诸岛和非洲沿海诸部落共五百种语言和方言中甘薯的名称，并曾与多位植物、语言、人类学家研讨。大量语言的资料说明自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葡萄牙人把甘薯带到非洲沿海诸地、印度西岸的要港果阿（Goa）、今日印尼的部分岛屿群，和南北美洲的中纬度沿海诸地，而西班牙却先把甘薯传到墨西哥的太平洋岸，然后再从墨西哥的西海岸传到西太平洋区，包括菲律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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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殖民帝国形成的历史是一般人所熟悉的。早在1509年葡人已将果阿作为东方殖民地的主要根据地。1511年已经占领马剌加，即今马六甲。1512年即开始占领香料群岛（也就是摩鹿加群岛）。1514年已在广州所属屯门岛试叩大明帝国的南门。葡人海上进展如此的快，他们已引进到果阿的美洲作物在印、缅、滇的传播照理不会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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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史实，一般人并不清楚，这就是明代滇缅之存在着一条物质、文化不断交流的通衢大道，东起昆明，中经大理、下关，西越保山、腾越而达缅甸。万历晚期曾任广西巡抚、足迹几遍全国、留心世务的谢肇淛，在他的名著《五杂俎》中，盛称“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饶”[13]。在他的另一著作《滇略》，描写了这条通衢西段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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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腾越之间，沃野千里，控制缅甸，亦一大都会也。山高水深，饶竹木鹿豕鱼虾之利。其人儇巧，善制作，金银铜铁、象牙、宝石、料丝、什器、布罽之属皆精好，甲他处。加以诸夷所产虎魄、水精、碧玉、古喇锦、西洋布及阿魏、鸦片诸药物，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故其习尚渐趋华饰，饮食宴乐。谚谓永昌一日费三百石酿米，亭午以后，途皆醉人，此其敝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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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海陆两方面资料看来，海道自吕宋传到漳州和福州似应在1570、1580年代；而西南的甘薯似应在16世纪的最初三四十年间即已传入云南。否则不易于1563年见于著录，更不易解释何以在1574年的《云南通志》里，甘薯已被六个府、州列为当地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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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由印、缅入滇虽然比由海路入闽要早，但在我国西南诸省早期的传播，在文献上却很难追溯。这大都要归罪于明清六版《四川总志》（嘉靖1541，万历1581、1619，康熙1671，雍正1733，嘉庆1816）物产部分往往根本不谈粮食，专重非食物的特产。这个劣例又影响了不少明末清初四川的若干府、州、县志的体例。明清两代的《贵州通志》和《湖广总志》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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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自福建早期的传播比较容易追溯。万历1594由福建巡抚金学曾的提倡，甘薯在福建引起了较广泛的注意。泉州著名学人何乔远，在主编崇祯1629的《闽书》时，撰了一篇《番薯颂》，赞扬它的种种经济价值。徐光启在1625至1628年编辑《农政全书》时，把何乔远的《番薯颂》完全征引，并派人到闽南去取薯种，并确在上海一带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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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甘薯可能是由葡人直接传入；也可能是由闽南传播的。屈大均，《广东新语》（序作于康熙1700）卷27，页29下：“番薯近自吕宋来，……切为粒，蒸曝贮之，是曰薯粮。”吴方震，《岭南杂记》（《丛书集成》本），页41：“番薯有数种，江浙间亦甚多而贱，皆从海舶来者。形如山药而短，皮有红白二种，香甘可代饭。十月间遍畦开花，如小锦葵。粵中处处种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粵中米价踊贵，赖此以活。有切碎晒干为粮者，有制为粉如蕨粉藕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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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将见诸方志的甘薯俗名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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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靖1563《大理府志》卷2，“白蓣、红蓣、紫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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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历1574《云南通志》卷3，姚安州，景东府，顺宁州，“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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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历1594后福州一带称甘薯为“金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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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历1595《普陀山志》卷2，页43下：“番芾来自日本，味甚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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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历1606福建《古田县志》卷5，页24上：“薯，似山药而大，有红白二种。”棣案：此为东南沿海俗称甘薯为“红薯”、“白薯”最早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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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崇祯1629《闽书》，“番薯”为早期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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