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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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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子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从整部《孟子》看，孟子对曾子是非常尊重的。看来在后进弟子中，子夏、子游、子张虽然有别，但有更多的一致性，而曾子则更独立一些。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也对三子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不及曾子。如果考虑到《论语》一书中全部称“曾子”，但对子夏子游等却从未称“子”的情形，似乎对曾子的尊崇在很早就已经开始。孟子、荀子不过是其余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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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尧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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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只三章，其体例与他篇不类。首章称述尧舜禹汤武王和孔子之语，有编织“道统”的味道。孔子虽也以崇敬的语气提到过尧舜禹等，但从未称述过他们的话，而且他更重视“周”、“东周”、“文王”、“周公”等。这里的追溯，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感觉。篇中又提到子张问孔子，或许与子张之儒有关。子张陈人，陈为舜后，《荀子·非十二子篇》说“子张氏之贱儒”是“禹行而舜趋”，大概是对尧舜禹非常景仰的，正与该篇称述尧舜禹的风格类似。所以说该篇是子张的后学所编，极有可能。进一步看，该篇所云“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与《阳货》篇孔子答子张的话几乎相同，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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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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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经过比较，大部分人都会相信《尧曰》篇的那段话应该与此是同样的来源，当为子张所记。另外，该篇所述尧舜禹所传之十六字箴言，以“允执其中”为核心，与孟子所说“子莫执中”倒是合拍。而据钱穆先生的说法，这子莫，正是《说苑·修文》篇提到的颛孙子莫，也就是子张的儿子申详。(27)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说法的话，倒给前面的推理又增加了些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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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对《论语》各篇的简要分析来看，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每一篇都不是随意杂凑起来的，相反，它们都有明显的组织材料的痕迹，虽然每篇中材料的组织原则并不相同。这些组织原则大致可以区分为如下的几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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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篇之内只有单一的主题。譬如《学而》篇的主题是论学、《八佾》篇的主题是礼乐、《公冶长》篇的主题是孔子与弟子和时人的相互评论等，属于这一类的还有《雍也》、《述而》、《乡党》、《先进》和《子张》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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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篇之中包含不同的主题。属于这一类的有《为政》、《子罕》、《颜渊》、《子路》、《微子》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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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虽缺少明显的主题，但怀疑为某一弟子或其后学所编辑者，如《里仁》篇之于子游、《泰伯》篇之于曾子、《宪问》篇之于原宪、《尧曰》篇之于子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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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只是初步的归纳，但我觉得这样的归纳对于我们试图复原《论语》编辑过程的努力应是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可能有哪些人参与了编辑的工作、当时可能的编辑和分工情形，等等。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哪怕只是部分的做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早期儒学的研究来说，意义更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可以先对上述的几个编辑原则进行一下分析，看看能够从中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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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众多单一主题的“篇”的存在，很显然是编者有意结集的结果。按照班固的说法，《论语》是孔子去世以后“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的结果。（《汉书·艺文志》）这就是说，某些门人，根据孔子弟子等记载下的材料以及自己的所闻，共同编辑了这本书。其中的一种情形，可能就是一些人先把各自记载或传述的材料集中在一起，然后再按照主题的原则进行分类，于是出现了这种单一主题的“篇”的情形。这意味着，在《论语》的形成过程中，那些按照主题原则进行分类的材料，它们应该属于某个由一些接近的人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当然并不包括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孔门后学，也不一定是一个严格的组织，它可能只是在编辑《论语》的过程中才形成的，在编辑之后，也可能就不再存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团体的存在只是作者的想象，但假设这一点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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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篇之中包含不同的主题的情形，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譬如由于每一篇规模的限制，要把一些主题的材料剩下一些，最后把这些剩余的材料编纂在一起，就出现不同主题的材料见于同一篇的情形。或者这些篇的编者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材料。还有一种可能是有些篇也许与某一个特殊的学派或者组织有关，所以他们按照自己的原则来编纂，或者只是把自己收集到的材料编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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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情形是最值得认真考虑的。假如真的如我们所假设的，某些篇可以归之于某个特殊的人物或者团体，那么在《论语》中我们就可以得到早期儒家分化的更直接而重要的资料。同时，我们也就会确信，《论语》是由不同倾向的儒家学者共同完成的。这样的话，关于《论语》编纂的研究就不再只限于文本的领域，而是扩展到思想史的范畴。譬如，对于子游氏的研究，就不必执著于《论语》中有限的关于子游的记载，整个的《里仁》篇都会成为研究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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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论语》的形成看作是一个有意结集的过程的话，这个过程至少可以区分为如下的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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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弟子和门人们记载下来的孔子和孔子弟子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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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追记某些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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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集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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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纂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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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形从“子张书诸绅”的记载中可以推知，弟子们有时候当下会把自己喜欢或重视的孔子言论或与孔子的问答记载下来。弟子的弟子们对老师的言论想必也有这种习惯。这种情形在《论语》的整个素材中占有了相当的比重，绝大部分的“子曰”和“曾子曰”、“有子曰”等都属于此类，可以说构成了《论语》的主体。第二种情形是在编辑的过程中发生的，有些口传的东西在此时会记录下来，这个时候，口吻是追溯式的。而且，有时候会在口传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改变，譬如形式上会比较整齐。但是基本的精神仍然是渊源有自，不能说是编造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孔子曰”都属于这种情形。这类材料的可靠性可能会比前一类稍差一些，但如前所说，仍然是有充分根据的。结集成篇的过程应该是由不同的人来完成的，有些人也许结集了很多篇，譬如按照主题分类的某些篇可能是由一批人完成的。有些人也许只结集了一篇，如子游之儒之于《里仁》篇等。最后是汇编成书，应该是在鲁地完成的，有子和曾子的后学也许成了最后的编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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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论》和《鲁论》的差别有助于我们了解《论语》的编纂过程。《汉书·艺文志》对二者都有著录，何晏《论语集解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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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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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人以及何晏这里的说法来看，《齐论》和《鲁论》前二十篇的篇次相同，（但《古论》不同）但《齐论》较《鲁论》多出两篇。而且，重要的是，在其余的二十篇中，《齐论》的章句也较《鲁论》为多。显然，《齐论》和《鲁论》不可能是毫无关系的两本书，它们只是一部书，不过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些变异而已。把《齐论》和《鲁论》看作是齐地和鲁地的儒者分别结集孔子及其弟子言论而成书的说法是不对的，至少是不严格的。从《齐论》较《鲁论》多出一些内容来看，应该是《鲁论》在前，而《齐论》在后，所以有结合齐地的特点而增益的情形。这种推测也可以得到另外的支持，即《论语》中“有子”和“曾子”的称呼表明其最后的编定者与二子有密切的关系，而他们都是鲁国人。与此类似的，偶而称“子”的闵子和冉子，也都是鲁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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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成为一个具有二十篇规模的《论语》，不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就涉及到所谓“上论”和“下论”的问题。《论语》的二十篇中，前十篇也称“上论”，后十篇称“下论”。这种区分有没有实质的意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古书分内外或者上下的情形是常见的。一般而言，内外的区分往往蕴涵着某种重要的信息。如《庄子》的内外篇之别就意味着不同的作者和时代，以及相应的主题的变换。《孟子》的内外篇也是如此，现在的七篇都是内篇，属于外篇的四篇经过东汉赵歧的删削后，已经失传了。但上下的区分与内外似乎不同。古书中一篇之中因为字数太多，可以分上下，如《孟子》。这种情形在先秦著作中屡见不鲜，大量见于《管子》、《墨子》、《韩非子》以及《周易》等书中。也有一书而分上下的情形，但并不多见，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该书只有两篇，称呼上下似乎比较方便，典型者如《老子》，司马迁说是上下篇。在这些情况下，“上下”的区分显然并没有如上述“内外”区分所具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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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论语》来说，“上论”和“下论”的区分要复杂的多。一方面，这种区分并不是原来就有的，只是后来的人们为了方便而提出的说法。所以不能说这种区分就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譬如包含着时间先后的意味等等。但另一方面，由于它不是在某一篇之中分出上下，而是在一个由很多篇（而不只是两篇）组成的书中分出上下。这样，考虑到其素材和编者的复杂，原本存在于不同篇之间的差异性就是在所难免的。而且，按照古书的编辑习惯，如先内后外的排列所显示的，篇次从来就不是无意义的安排。它不必然代表着素材或者创作年代的早晚，但在很多情况下，却暗含着这种意味。从这个角度讲，“下论”和“上论”的称呼本身中原本并不包括的意思，在实际上却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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