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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尊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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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德义》一篇的核心是治国原则的探讨，其中德和教是两个基本的原则。“为政以德”从孔子开始就是儒家的重要主张，其具体表现则是“礼”，或者再加上“乐”。这篇也是把礼乐看作德治的主体，所以说“德者，且莫大乎礼乐焉”。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透露出某些批评别家的色彩。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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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与刑，祸福之基也，或前之者矣。爵位，所以信其然也。征侵，所以攻□［也］。刑［罚］，所以□与也。杀戮，所以除害也。不由其道，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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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与刑，固然是祸福的根基，要看重的。但还有比它们更根本的东西，这就是道。这里所谓道，和《性自命出》应该是一样的，其具体的内容也就是礼乐。这段话当然可以看作是对《论语·为政》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发挥，但说的更具体和明确。赏和刑作为治国的手段，大体是法家的主张。这里的批评，让人觉得这时法家的思想似乎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要注意赏和德的区别，两者虽然看起来有类似的地方，但一个是着眼于利害，一个是着眼于道德，实质是不同的。《尊德义》特别强调治民要顺民道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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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乱其民。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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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莫不有道，圣人面对不同的对象，当然要采取不同的道。譬如治水要效法水之道，御马要遵循马之道，艺地要因顺地之道，治民当然要依据民之道。这里的提法，可以让人想起《性自命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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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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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四术”是否就是这里所说的四道，还可以存疑。但两篇文献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即对人道的重视。这个“人道”，说白了，又是“民道”。这一点还是要提醒读者的，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所谓的人性，其实着眼的也是“民性”，并从民性的讨论中发展出的。既然要顺民道，而道又以心术为主，所以不免和民心发生联系，《尊德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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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动民必顺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重义集理，言此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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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民心，其实更多的是民性的意思。“重义集理”，则是用义理来引导民性，使之向德的方向来发展。这里就涉及到化民的方法，《尊德义》推崇的是“教”。在它看来，教不是完全把外在的东西强加于民之上，但很显然也不是完全由民心可以生发出来的，而是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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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为政者，或论之，或义之，或由中出，或设之外，论列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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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其他篇的看法，可知这里所谓由中出的是情，由外作的是义。“论列其类”的说法与《性自命出》的“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无疑是有关的。该篇有专门论“教”的文字，首先是要“教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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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其政，不教其人，政弗行矣。故终是物也而有深焉者，可教也而不可疑也。可教也而不可迪其民，而民不可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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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教的内容不同，民的作为也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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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者民必富，富未必和，不和不安，不安不乐。善者民必众，众未必治，不治不顺，不顺不平。是以为政者教道之取先。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教以辩说，则民艺长贵以忘。教以艺，则民野以争。教以技，则民少以吝。教以言，则民以寡信。教以事，则民力啬以湎利。教以权谋，则民淫昏，违礼无亲仁。先人以德，则民进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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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简直是在直接发挥《论语·子路》中如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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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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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庶、众、教，就是上引《尊德义》的民富、民众和教道，这三者是一一对应的，无丝毫的加减。可知《尊德义》的作者对《论语》这一条是很熟悉的。作者这里对于富和众之后为什么还需要“教”给出了解释，那就是富并不见得就和，而不和就不安，不安就不乐；众也不见得就治，不治则不顺，不顺也就不平。要想和顺、平乐，教就是必要的了。但教的内容是很有讲究的，这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礼乐，一类是辩说、技艺、权谋、言、事等。作者的先后取舍是很明白的，前一类是“德”，这是根本的东西，所谓先人以德，百姓就会向善。对后一类的东西，我以为作者并不是完全的排斥，而是要有德做基础，否则的话就会有争、寡信、淫昏等不善的结果。这种想法，与“君子不器”的主张也是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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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内容之外，教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君主要以身作则。第一，老百姓是不可强迫的，但可以引导。所谓“民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桀不谓其民必乱，而民有为乱矣。受不若也，可从也而不可及也。”这是借桀纣的故事来讲民受君影响的道理。第二，如果在上位的人遵守礼乐制度的话，百姓会如影随形地仿效。所谓“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也，下必有甚焉者。夫唯是，故德可易而施可转也。”这是讲身教胜于言教的道理，即“不言而信”者也。这段话在《缁衣》中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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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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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的关系实在不好确定，但可知它们之间也是有密切联系的文献。以理衡之，《缁衣》是依托“子曰”，大概不会引用其他的文献，可能要早一些，是《尊德义》之所本。可以支持这个说法的还有如下的一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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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动民必顺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重义集理，言此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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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现了“言此章也”四个字，看起来应该是对某一章的解释。古书的分章，《诗经》就已开始，所以《左传》记春秋时期的事，有“断章取义”之说。郭店竹简中，《缁衣》分二十三章也是标在篇末的，不容争议。上面这段话是不是对《缁衣》的解释，我们还不敢论定，但是讨论的余地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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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