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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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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缁衣》、《表记》、《坊记》和《中庸》在内的《礼记》中的几篇，据南朝梁沈约的说法，乃是出自《子思子》。(10)《子思子》见于《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为二十三篇。如前人早已指出的，古代称某子的书籍并不都是该人所为，而大多是属于整个学派的集体创作。典型者如《庄子》五十二篇，(11)一般认为，只有“内篇”为庄子自著，“外篇”和“杂篇”等则都是其后学的作品。《子思子》应该也是类似的情形。《韩非子·显学篇》中提到儒分为八，其中有子思氏之儒，可见这派儒家在战国末期还有一定的影响。不仅如此，即便到了汉初，虽说儒学中荀子一派的势力最大，但仍然有子思氏之儒活动的证据。如《淮南子》中的《缪称》，无疑是该书中儒家色彩比较明显的一篇，其中多有与《子思子》相合的文字。这一点，黄以周、杨树达等都曾讨论过。刘乐贤先生前不久也曾经特别报告过。因此，《子思子》作为子思氏之儒的集体作品，其中的文字，当然不必都早到子思，但属于先秦时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个别的作品写作于汉初，也有可能。好比《庄子》五十二篇之中，虽然大部分作于先秦，但也确有汉初的东西，如《庄子要略》、《庄子后解》之类，便作于淮南王刘安的时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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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各派之中，子思氏之儒的一个特点似乎是其喜欢依托孔子。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批评子思的时候，特别提到的是他将自己的主张装扮成“先君子之言”，以欺惑愚众。《孔丛子·公仪》中，也有如下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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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为子之辞也。”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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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丛子》或为伪书，这段对话也不必可信，但其中提到的问题却是有意义的。至少这段话的作者注意到《子思子》中多引用孔子之言的现象，并试图加以解释。按照这里的说法，书中所引孔子的话未必真的出于孔子，但与孔子之意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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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特点属实的话，那它应与子思作为孔子嫡孙的角色不无关系。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在沈约认为是出于《子思子》的《礼记》诸篇中，“子曰”的存在是这些文章在形式上的重要而共同的特点。《表记》、《坊记》和《缁衣》的每一章全部由“子曰”的字样开头，《中庸》也包含了大量的“子曰”内容。(13)从子思学派依托孔子的角度来说，这个“子曰”显然是指孔子，而不会是子思或者其他什么人。(14)当然，如上所述，它后面的内容并不一定是真的孔子之言。但这种现象反映出子思一派儒家对孔子的尊崇，却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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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孔子、宗师仲尼是儒家各派共同的倾向，但其表现的方式未必相同。以孟子和荀子为例，二者都奉孔子为不可逾越的圣人，都以发扬他的思想为己任，但在《孟子》和《荀子》书中，直接引用孔子言论的地方并不是很多。统计一下的话，《孟子》七篇中不过二十九处，这显示出与《子思子》不同的风格。另外一个可以用来比较的例子是《论语》，因为《坊记》中曾经引用了《论语》的话，(15)所以该书的编辑一定是在《坊记》的写作之先。作为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论语》虽然将孔子和其弟子们的言论以“子曰”和“有子曰”“曾子曰”等的方式加以区别，但是在每一篇中，它们都是混杂在一起的。而且，先后之间也没有一定的次序可寻。这与《子思子》中清一色的“子曰”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而与此并生的一个现象就是，在目前可以确认为《子思子》著作的几篇中不见称引任何一位孔子弟子的言论，哪怕是曾被孟子视为子思老师的曾子，(16)或者荀子提到的作为子思前辈的子游。(17)相反，《孟子》和《荀子》中却仍保留有许多有关孔子弟子言行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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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象，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儒家学派已经分化的前提下，子思学派想借独尊孔子来宣示正统，并且与其他学派划清界限的努力呢？不可否认的是，无论《论语》的编者是谁，它的将孔子之语和弟子之语混在一起的编辑方式，都在客观上有利于孔子的弟子们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并帮助其确立正统性。而对于子思学派来说，要命的是，由于孔鲤的早死以及子思在年辈上的差异，《论语》中不可能有关于子思及其父亲的任何有意义的记载。在这种情形之下，利用作为孔子嫡孙的特殊地位，越过七十子，而直接求助于孔子，是子思及其学派最好的选择。但是，在《论语》之外，还有什么所谓的孔子言论吗？可以想见，当子思学派以“子曰”的方式著述的时候，注定了要面临怀疑和批评的目光。所以，上引《孔丛子》中鲁穆公对子思所记孔子言论真实性的怀疑，可以看作是当时人特别是儒家内部的普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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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这种怀疑和批评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前引《孔丛子》的故事中，子思的回答是其中的一种。子思并没有争辩说，这就是孔子的话，不容你们怀疑。他退了一步，指出这些即便不是孔子说过的，但重要的是，它们与孔子的想法一致。换句话说，这是孔子可能说，或者想说的话。子思不过是替孔子说出来而已。但这种回应方式终究显得不够有力，于是，另一种辩护的方式也随之出现了。这种方式就是引经据典，进一步从经典中寻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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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重视古代经典的态度是众人皆知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所述所信的就是经典中的记载。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18)这在《论语》中也可以看出。(19)虽说如此，但从《论语》中也可以看出的是，孔子及其弟子们并没有到言必称《诗》、《书》的地步。可是，如果我们看《表记》、《坊记》、《中庸》和《缁衣》诸篇，与“子曰”一起构成其文章特点的是对《诗》、《书》等经典的大量征引。这种征引在《缁衣》中达到了极致，即在每一个“子曰”的后面，一定也会有“《诗》云”或“《书》曰”相伴，无一例外。这种体例的意义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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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缁衣》的每一章而言，都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子曰”的内容，一部分是对“子曰”的申述，一部分是引证《诗》或《书》的话。这一点，陈澧已经指出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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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记言之体有三……其一：传闻而记之。所记非一时之言，记之者则一人之笔，伸说引证而成篇。此著书也，《坊记》、《表记》、《缁衣》是也。……所谓伸说引证者，如《缁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此与《论语》略同。下文故君民者，子以爱之，云云，则记者所伸说也。下文引《甫刑》，则记者所引证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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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把每一章分成三个部分：一记言（“子曰”部分），一伸说（“故”后面的文字），一引证（《书》或《诗》曰）。这三个部分当然是互相配合的，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但同时也是相对独立的，换言之，《诗》、《书》的称引并不包括在“子曰”的范围之内。证明这一点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坊记》中引用《论语》的例子。如果“子曰”的内容涵盖了后面称引经典部分的话，“《论语》”是绝对不会出现在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即便是依托的孔子，从他的嘴里也不会出现“《论语》”的字眼。所以，称引经典的部分一定是独立于“子曰”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在《表记》、《坊记》等中，有很多“子曰”的文字以后并没有对《诗》或者《书》等的称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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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部分和称引经典部分的相对独立，表明这两部分内容其实可以是分开的。在文本的构成过程中，也许最初只有“子曰”的部分，它们是作者主要想表达的见解。然后，为了给这部分内容寻找依据，所以就增加了“经典”中可以提供支持的文字。这种作文的形式一方面是对经典权威的认可，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加强了经典的权威。对于经学的发展来说，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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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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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本《缁衣》在组织形式上的另一特点是有位者和有德者的严格区分。所谓有位者，《缁衣》使用了君、有国者、上、王、君民者、长民者、大人等不同的称呼。究其实，这些称呼都是就君主而言。君、上、王自不必论，从字面上说，有国者是有国家的人，君民者、长民者是为民之君、长的人，大人也指的是有位者，如《论语·季氏》中的“畏大人”(21)和《周易》中经常出现的“利见大人”。有德者即君子，该词在《论语》中的使用就明显偏重于道德性的方面。《五行》篇中，有一个定义，说“士有志于君子道，谓之君子”，也可以为证。值得注意的是，在郭店本《缁衣》二十三章中，这两类称呼分别被安放在前后两部分中，没有一例混淆。以下依据次序，将每一章中出现的上述称呼一一罗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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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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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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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君民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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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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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长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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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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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长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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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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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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