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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虽然没有五行的字眼，但已有五行的观念做基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五行之间各各不同，是“他”和“他”的关系，它们的相互配合，叫做“和”，可以生成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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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生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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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之间的生克（胜）关系是后世五行说中几乎最重要的内容。它的出现，似乎也有一个过程。在《洪范》中，我们见不到一点生克的痕迹。但《孙子兵法·虚实》中，已有“五行无常胜”的说法，《墨经》中也有关于“五行毋常胜”的讨论。这说法以及讨论的出现，显然是以五行相胜说的流行为基础的。我们现在虽然找不出关于“五行相胜说”的明确记载，但在《左传》中，也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如《昭公九年》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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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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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昭公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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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之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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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实际说的就是“水胜火”之义。但毕竟不大明确。从现存文献看，最早明确提及五行相胜说的是春秋末期晋国的史官“史墨”。《哀公七年》史墨在为赵简子解梦的时候，曾经说到“水胜火”。而在《昭公三十一年》中，史墨也还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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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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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火胜金”。可知至少在史墨的时候即春秋末期，五行相胜说已经流行。这与《孙子》和《墨子》中提供的线索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史墨之时，天干地支与五行配合已经出现，如庚配金，午配火之类。根据这个线索，前人看春秋时期一些人的名字，又可发现五行相生说的存在。如王引之著《春秋名字解诂》、张澍著《春秋时人名字释》，都曾分析了秦白丙字乙、郑石暌字甲父、楚公子壬夫字子辛、卫夏戊字子丁等的意义。兹引张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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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丙字乙。丙为火，乙为木，名丙字乙，取火生于木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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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暌字甲。暌为水，甲为木，取木生于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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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壬夫字子辛。壬为水，辛为金，取水生金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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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戊字丁。戊为土，丁为火，取土生于火之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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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足以说明五行相生说在春秋时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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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行与德目的初步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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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思想中，天地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很多东西都要被归入天或者地，才算是有了着落。就五行而言，它是属于地的，如《国语·鲁语上》记臧文仲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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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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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又与天之三辰或六气相对，前者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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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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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记子太叔的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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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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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六气”，据《昭公七年》的记载，指的是“阴阳风雨晦明”。“五行”，自然是指“水火木金土”。这样的观念大概是当时的常识，所以《国语·周语下》中有“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的说法。而更值得注意的，乃是“五行”与德目的联结，足以成为子思五行说的前奏。《周语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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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孙谈之子周适周，事单襄公，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晋国有忧未尝不戚，有庆未尝不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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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智，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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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质文，故天胙之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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