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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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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人也”，强调的是仁以人为主，确切地说是以人情为主，所以表现出来是亲亲。义则不同，其核心的考虑是“宜”，即是否适宜，所以表现出来是尊贤。《中庸》认为，亲亲和尊贤应该并重，它们都是实际的政治秩序——礼的基础，所以有“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之说，并且把二者安置在治国的九经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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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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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想法同样体现在《五行》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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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父，其继爱人，仁也。……贵贵，其等尊贤，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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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基本规定是爱人，而爱父是爱人之始，所以从孔子开始，儒家就特别强调孝之于仁德的重要性。有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说，明白指出了对父母兄弟的爱乃是行仁的根本。换言之，亲亲乃是仁的根本要求。由亲亲之爱，才有对他人的爱。《五行》篇这里叫做“继”，孟子中则称为推或者扩充。义的基本规定是宜，即适宜的处理，如贵者贵之，贤者则依其贤而尊重之。按照孟子的说法，“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但《五行》篇对尊贤的理解似乎更加复杂，它对此进行了区分，有所谓举之和事之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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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知而举之，谓之尊贤；知而事之，谓之尊贤者也。……后，士之尊贤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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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五行》“说”部分的论述则更加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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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贵，［其］等尊贤，义也。贵贵者，贵众贵也。贤贤、长长、亲亲、爵爵，选贵者无私焉。其等尊贤，义也。尊贤者，言等贤者也，言选贤者也，言足诸上位。此非以其贵也，此其义也。贵贵而不尊贵，未可谓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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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仁义而遂达于［君子道］，谓之贤也。君子知而举之，谓之尊贤。君子知而举之也者，犹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举之也者，诚举之也。知而弗举，未可谓尊贤。君子从而事之也［者］，犹颜子、子路之事孔子也。事之者，诚事之也。知而弗事，未可谓尊贤也。前，王公之尊贤者也。后，士之尊贤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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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要点在于说明尊贤乃是“义”的要求。同时又进一步地把两种尊贤归结为王公之尊贤和士之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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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比较起来，郭店竹简中的《唐虞之道》更集中地论述了亲亲尊贤和仁义的关系。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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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放，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古者虞舜笃事瞽盲，乃戴其孝；忠事帝尧，乃戴其臣。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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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是把尧舜的行为归结为爱亲和尊贤，爱亲所以有舜对瞽叟的孝，尊贤所以有尧对舜的禅让。孝是仁之核心，禅是义之极至。两者都很重要，因为孝的推广，是爱天下之民。禅之所及，则是天下无隐才。《唐虞之道》认为，爱亲和尊贤不能偏废，偏重于尊贤而忽视亲亲，是有义而无仁。专注于亲亲而遗忘尊贤，则是有仁而无义。应该像虞舜那样既爱亲（笃事瞽盲）又尊贤（忠事帝尧），既仁又义，才是所谓的尧舜之道。和《五行》篇一样，这里对尊贤的理解，也可以区分为举之和事之两种。舜的忠事帝尧，是尊贤的表现。尧举舜于草茅之中，同样是尊贤。后一种尊贤也被称做“上德授贤”，其表现则是禅。“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举效而化乎道”，从而造就一个儒家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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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找到类似的说法。《孟子·梁惠王上》：“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尽心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荀子·大略篇》云：“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考虑到孟子和荀子之间已经他们和《五行》等篇之间可能属于儒家内部不同的派别，因此可以把这看作是儒家各派都承认的一个看法。把亲亲尊贤归结为仁义，可以把儒家的政治原则与其最核心的价值联系起来，从而给其提供更坚实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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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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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内外的问题，曾经是战国时期儒家内部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并波及到其他的学派。根据《孟子》中的记载，告子曾经有过这样的主张。《告子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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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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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管子》和《墨子》中也有与此相关的线索。前者见于《戒》篇，其说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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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从中出，义从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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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来，与告子的主张是近似的。(59)后者见于《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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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之为内外也，内，说在仵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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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意思不甚清楚，但解释《经下》的《经说下》所说却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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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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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告子和《戒》篇的倾向相反，《墨经》的作者从逻辑上对“仁内义外”的说法提出批评，认为仁义不相为内外，而是各有其内外。比如爱是仁的内，爱的对象是仁的外；利是义的内，义的对象是义的外。在晚近发现的郭店竹简中，也有涉及到“仁内义外”说的材料，为我们讨论此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郭店竹简中“仁内义外”的说法可以在不同的文献中发现，其意义并不相同。一种见于《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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