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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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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的“内外”，从后文来看，应该是门内和门外的简称。门内和门外区别的关键在于血缘关系的有无以及远近，有血缘关系且较近者，为门内；无血缘关系或虽有但远者为门外。“仁，内也”，是说“仁”是适用于门内（父子夫）的原则，即“门内之治恩掩义”。譬如父子主恩，或者主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以情为主的，所以如孔子所说，父子可以相隐。同样，“义，外也”，是说“义”是适用于门外（君臣妇）的原则，即“门外之治义斩恩”。如君臣主敬，或者主义。对内外的这种理解在“礼乐，共也”的说法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共”即是通内和外而言。这是认为，仁义的适用对象和范围虽然不同，但它们都需要礼乐秩序来规定和表现，礼乐秩序是普遍适用于门内和门外者。《六德》后面所说“疏斩布绖杖，为父也，为君亦然”等，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父是属于门内的，君是属于门外的，适用的德目不同，但在某些情况下（如丧服）为父和为君之礼可以是共同的。这种意义上的内外，不同于一般理解的以己为内以人为外，或者以心为内以形为外等。我们在考察历史上出现的仁内义外说时，应该特别注意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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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见于《尊德义》、《语丛一》等篇，也可以叫做“仁中义外”。《尊德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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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为政者，或论之，或议之，或由中出，或设之外，论列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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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出要区分由中出者和设之外者，但没有具体说明其内容。《语丛一》的如下说法也许可以帮助这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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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出者，仁、忠、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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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里出现了缺文。但根据句子的语气以及其他地方的论述，补出缺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李零将缺字补为“外入者，礼、乐、刑”，是考虑到该篇中对礼乐刑的论述，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如果缺文中少了“义”这一项，无论如何是有问题的。同样是《语丛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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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或生于内，或生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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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与上述的说法有关。仁与义相对，但来源不同。一个生于内（人），可以与“由中出者，仁、忠、信”的主张参看。一个生于外（道），在缺文中应该是有体现的。这样的考虑，若再结合《尊德义》“或由中出，或设之外”以及《六德》中关于“仁义、忠信、圣智”的说法，也许更合适的补字是“外设者，义、圣、智”。如此，那段话就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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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出者，仁、忠、信；由［外设者，义、圣、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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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说明“六德”的不同的来源，正属于《尊德义》所说“论列其类”的做法。所谓的中（内）、外，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似乎以是否可以从人自身产生出来为标准进行的区分。人自己可以生发出来的叫做“中”（或“内”），反之叫做“外”。“由中出者”，或者说“生于内者”，依照《语丛一》的说法，有仁、忠、信。这也可以在《性自命出》中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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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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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当然是人固有的东西，这里的“方”，应该读作“放”，(60)有外推或者引申的意思。仁是可以从性中引申出来的，所以说“性或生之”。忠的基础是信，而信的基础则是情，情又可以归结为性。这样，仁、忠、信都可以追溯到性，正是“由中出者”的确切内涵。(61)至于“由外设者”，虽然没有论述的这样明显，还是有踪迹可循。譬如圣智，《五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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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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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圣和智是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知识被规定的。而知识的成立，除了能知的主体以外，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外物。《五行》认为圣智建立在不同的认知基础之上，圣的基础是闻，而智的基础是见。重要的是，无论见闻，总是以外物为其对象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圣智“外设”的性质。“义”的情形要复杂一些。但从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性自命出》中的有关说法来看，义明显是在性情之外，用来约束和提升性情的东西。和“仁”的角色不同，它不是某种可以从性中生发者。所以，虽然没有使用“义外”的字眼，但《性自命出》无疑是主张“义外”的。但这个“外”进一步地可以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于是才有“义，天道也”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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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竹简中与“仁内义外”有关的两种说法显然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六德》是集中在仁义和门内门外的关系上，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意义。(62)《语丛一》等则是在仁义的来源和根据上进行讨论。所以虽然字面上相同或近似，但意义迥异。可是，似乎也不能说这两种说法之间全无关系。毕竟，当我们追问门内的关系为什么是仁而非义的时候，“血气之亲”的概念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而如我们知道的，“血气之亲”也是《性自命出》中解释仁之内在性的依据。同样，门外的关系由于缺乏血气之亲，所以只能用外设的道德原则来规范，这正是“门外之治义斩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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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主张的“仁内义外”，如果和郭店竹简所见的两种说法来比较的话，与前一种的不同是显然的，与后一种似乎也不能等量齐观。因为，虽然告子这里也涉及到仁义的不同基础和根据的问题，但与郭店所说并不能归结为一个问题。换言之，即便它们是可以相容的，但是关注的角度仍然不同。我们看告子的具体说法，《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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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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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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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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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乎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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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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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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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孟子和告子对于仁义内容的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分别，仁主要是指爱亲，义则是敬长。他们论辩的核心在于“义”是否属于外，其具体的论题则是“我长之”这样一种道德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告子在回应孟子的问题时，对此给出了两个说法。一个是“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者”，也就是说，因为长者年长，所以我产生了“长之”（即“敬长”）的情感和行为。这里，对长者“敬”的情感和行为是由外在的“长”的事实来引起的，而不是出自“我”，所以作为敬长的义是外而不是内。告子用了一个比喻，好比是白的东西，因为其本身是白的，所以我认为它是白的。很明显，白并不是我强加于白的事物上面的，并不是我认为它是白的，它才是白的。因此白并不在我之内，而只在白的事物之内。告子是想说，在“义”的行为中，“我”完全是被动的，并不构成这个行为的积极的依据。义的依据只在我之外，也就是长者之长的事实。这里的“外”，是指其来源和依据在“我”之外。另一个是通过比较对待兄弟和长者的态度上的不同，来说明“爱”（仁）和“敬”（义）的不同基础。譬如同样是弟弟，我的弟弟我就爱，秦人的弟弟则不爱，这里，爱的情感和行为不取决于对象是否为“弟弟”，而取决于是“谁”的弟弟。“我”的弟弟我就爱，秦人的弟弟就不爱，这种爱和不爱完全是根据对象与“我”的关系而决定的。这里无疑有“我”的参与，是“以我为悦者也”，所以是“内”。但对长者的态度就不同，长兄固然要敬，楚之长者也要敬，这里，敬之与否的关键不在于我，或者与我的关系，而在于对象是否年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所以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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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仁内义外”的主张，显然是由于看到了仁和义的区别，“爱”和“敬”的不同，所以力图对其发生的基础进行说明。对比郭店竹简《语丛一》中所说的“仁生于人，义生于道”，那里已经包含着义外的看法。因为“道”很显然是在人性之外，所以才被看作是“长性者”。(63)从这个意义上说，告子“义外”的说法是由来有自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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