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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管子》和《墨子》中也有与此相关的线索。前者见于《戒》篇，其说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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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从中出，义从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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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来，与告子的主张是近似的。(59)后者见于《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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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之为内外也，内，说在仵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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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意思不甚清楚，但解释《经下》的《经说下》所说却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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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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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告子和《戒》篇的倾向相反，《墨经》的作者从逻辑上对“仁内义外”的说法提出批评，认为仁义不相为内外，而是各有其内外。比如爱是仁的内，爱的对象是仁的外；利是义的内，义的对象是义的外。在晚近发现的郭店竹简中，也有涉及到“仁内义外”说的材料，为我们讨论此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郭店竹简中“仁内义外”的说法可以在不同的文献中发现，其意义并不相同。一种见于《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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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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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的“内外”，从后文来看，应该是门内和门外的简称。门内和门外区别的关键在于血缘关系的有无以及远近，有血缘关系且较近者，为门内；无血缘关系或虽有但远者为门外。“仁，内也”，是说“仁”是适用于门内（父子夫）的原则，即“门内之治恩掩义”。譬如父子主恩，或者主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以情为主的，所以如孔子所说，父子可以相隐。同样，“义，外也”，是说“义”是适用于门外（君臣妇）的原则，即“门外之治义斩恩”。如君臣主敬，或者主义。对内外的这种理解在“礼乐，共也”的说法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共”即是通内和外而言。这是认为，仁义的适用对象和范围虽然不同，但它们都需要礼乐秩序来规定和表现，礼乐秩序是普遍适用于门内和门外者。《六德》后面所说“疏斩布绖杖，为父也，为君亦然”等，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父是属于门内的，君是属于门外的，适用的德目不同，但在某些情况下（如丧服）为父和为君之礼可以是共同的。这种意义上的内外，不同于一般理解的以己为内以人为外，或者以心为内以形为外等。我们在考察历史上出现的仁内义外说时，应该特别注意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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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见于《尊德义》、《语丛一》等篇，也可以叫做“仁中义外”。《尊德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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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为政者，或论之，或议之，或由中出，或设之外，论列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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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出要区分由中出者和设之外者，但没有具体说明其内容。《语丛一》的如下说法也许可以帮助这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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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出者，仁、忠、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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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里出现了缺文。但根据句子的语气以及其他地方的论述，补出缺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李零将缺字补为“外入者，礼、乐、刑”，是考虑到该篇中对礼乐刑的论述，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如果缺文中少了“义”这一项，无论如何是有问题的。同样是《语丛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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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或生于内，或生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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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与上述的说法有关。仁与义相对，但来源不同。一个生于内（人），可以与“由中出者，仁、忠、信”的主张参看。一个生于外（道），在缺文中应该是有体现的。这样的考虑，若再结合《尊德义》“或由中出，或设之外”以及《六德》中关于“仁义、忠信、圣智”的说法，也许更合适的补字是“外设者，义、圣、智”。如此，那段话就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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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出者，仁、忠、信；由［外设者，义、圣、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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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说明“六德”的不同的来源，正属于《尊德义》所说“论列其类”的做法。所谓的中（内）、外，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似乎以是否可以从人自身产生出来为标准进行的区分。人自己可以生发出来的叫做“中”（或“内”），反之叫做“外”。“由中出者”，或者说“生于内者”，依照《语丛一》的说法，有仁、忠、信。这也可以在《性自命出》中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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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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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当然是人固有的东西，这里的“方”，应该读作“放”，(60)有外推或者引申的意思。仁是可以从性中引申出来的，所以说“性或生之”。忠的基础是信，而信的基础则是情，情又可以归结为性。这样，仁、忠、信都可以追溯到性，正是“由中出者”的确切内涵。(61)至于“由外设者”，虽然没有论述的这样明显，还是有踪迹可循。譬如圣智，《五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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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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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圣和智是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知识被规定的。而知识的成立，除了能知的主体以外，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外物。《五行》认为圣智建立在不同的认知基础之上，圣的基础是闻，而智的基础是见。重要的是，无论见闻，总是以外物为其对象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圣智“外设”的性质。“义”的情形要复杂一些。但从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性自命出》中的有关说法来看，义明显是在性情之外，用来约束和提升性情的东西。和“仁”的角色不同，它不是某种可以从性中生发者。所以，虽然没有使用“义外”的字眼，但《性自命出》无疑是主张“义外”的。但这个“外”进一步地可以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于是才有“义，天道也”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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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竹简中与“仁内义外”有关的两种说法显然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六德》是集中在仁义和门内门外的关系上，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意义。(62)《语丛一》等则是在仁义的来源和根据上进行讨论。所以虽然字面上相同或近似，但意义迥异。可是，似乎也不能说这两种说法之间全无关系。毕竟，当我们追问门内的关系为什么是仁而非义的时候，“血气之亲”的概念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而如我们知道的，“血气之亲”也是《性自命出》中解释仁之内在性的依据。同样，门外的关系由于缺乏血气之亲，所以只能用外设的道德原则来规范，这正是“门外之治义斩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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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主张的“仁内义外”，如果和郭店竹简所见的两种说法来比较的话，与前一种的不同是显然的，与后一种似乎也不能等量齐观。因为，虽然告子这里也涉及到仁义的不同基础和根据的问题，但与郭店所说并不能归结为一个问题。换言之，即便它们是可以相容的，但是关注的角度仍然不同。我们看告子的具体说法，《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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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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