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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先引用孔子的话,以为国君当行仁政,不可暴民贼民。暴民贼民者必削必亡,如历史上周之幽王、厉王。之所以引《诗》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乃是因为相同的以史为鉴的意义。最后以“此之谓也”作结,明显地有把经典的文字纳入到某一个意义链条中去的味道。在这个结构中,经典的引用明显具有证成某一说法的作用。并不是从经典中引出道理,经典不过是某个道理正当性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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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书》的情况和引《诗》是类似的。读者可以注意到,在一些例子中,当孟子引用《书》的文字时,也会在后面缀上“此之谓也”的字样。即便没有“此之谓也”的说法,其实际的作用也是类似的。形式上有些不同的是,引《诗》时比较少提到具体的篇名,大部分是“《诗》曰”或者“《诗》云”;但引《书》时提到的篇名比较多,有《汤誓》、《太甲》、《太誓》、《尧典》、《伊训》、《康诰》、《武成》等。大概《书》的篇目少而每一篇的字数多,所以很多是单篇流传,另外也能反映出孟子对于《书》的熟悉。我们可以同时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在同时引用《诗》、《书》文字的段落中,总是先《诗》后《书》,这种习惯也许反映着《诗》在经典系统中更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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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印象中,孟子对于礼是比较忽略的。尤其和后来荀子隆礼的做法对照的话,就更是如此。但在孟子的体系中,从频繁出现的仁义礼知的提法中就可以看出,礼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它被看作是恭敬或辞让之心的呈现,是对于仁义的节文,(18)在教化系统中占有主要的位置,并且是构成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从《孟子》书来看,孟子对于礼相当地熟悉。《滕文公下》曾直接引用《礼》的文字,“《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类似的说法我们在现存《礼记》的《祭义》和《王制》等中可以发现,在孟子的时代,它们应该是出自其他的礼经。孟子提到过的礼制包括冠嫁、丧服、朝觐、交接、祭祀、宫室等,内容相当丰富。最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对于周礼中“班爵禄”部分的熟悉,《万章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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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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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孟子说“其详不可得闻也”,但仍然能够说出“班爵禄”的大略。在理解周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时,这里的描述和井田制度正好可以互补,让读者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印象。总体而言,孟子对于三代之礼尤其是周礼是相当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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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儒家经典之学中,孟子的一大贡献是对《春秋》重要性的认识。作为六经中的一部,《春秋》在《论语》中并没有被提到。郭店竹简中两次涉及到《春秋》,显示出至少在战国早期,它已经进入到儒家的经典系统。孟子对于《春秋》的认识,首先是以之为孔子所作。《滕文公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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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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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明确地提出孔子作《春秋》,并说其动机乃是有感于当时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依照《庄子·天下》篇的说法,“《春秋》以道名分”,所谓名分,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代表的礼乐秩序。“道名分”的实质与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一致,乃是以礼乐来匡正混乱的现实世界。按照传统的理解,制礼作乐是天子的权力,所以如《春秋》之褒贬诸侯卿大夫,也是天子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作《春秋》有僭越的嫌疑。但以孟子的理解,这实在是危机之中不得已的选择。在现实的天子权力阙如的情况之下,孔子勇敢地承担起了谴责乱臣贼子的责任。在表面的僭越中,埋藏着的是复兴礼乐之心。此时,知我罪我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作《春秋》的举动,可以让乱臣贼子感到畏惧。孟子一再强调《春秋》创作的背景是天下无道的乱世。《离娄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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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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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和王者之迹是联系在一起的,而随着王者之迹的消失,《诗》也就被《春秋》所取代。在这种理解之下,《诗》和《春秋》被安放在了不同的时代,也因此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诗》是王者之迹的体现,是德义之府和礼乐之则,所以常常被孟子引用来作为自己说法的支持。《春秋》则是王者之迹消失之后的产物,更多地与礼坏乐崩的政治现实有关,因此具有明显的批判色彩。在这里,孟子分析了《春秋》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史实上的,如齐桓、晋文之故事;第二层次是文字上的,《春秋》乃是由各国史官所记载的历史,有其不同的名字,如晋国叫《乘》,楚国称之为《梼杌》等,也有其不同的角度和笔法;第三层次是意义上的,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微言大义蕴涵在文字之中。这种区分的目的显然是突出孔子之《春秋》的特殊性,只有此《春秋》才是儒家经典系统的一部分,史官所记与经典无关。我们知道,就史实而言,孟子对于春秋时代持鄙视的态度,所谓“春秋无义战”,“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他感兴趣的是孔子对此时代所发生事实的评价。这就是孔子之“义”,此义存在于孔子通过其特殊的笔法而进行的褒贬之中。从“事”和“文”的角度上来说,《春秋》和孔子无关,这是鲁史官的记录。但从“义”的角度来看,《春秋》的确是孔子之“作”。在笔和削之中,孔子把儒家之义注入到《春秋》中,对历史事实的评价成为其表达政治和秩序主张的最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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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春秋》的理解,除了对孔子之义的强调之外,另一个重点是突出它的批判功能。如果说《诗》、《书》、《礼》、《乐》代表着儒家秩序世界的积极建构,那么《春秋》就是通过批判乱臣贼子的方式来表达其对秩序破坏者的谴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在把这三件事情相提并论的过程中,孔子作《春秋》的批判意义得到了特别的突显。大禹需要处理的是洪水,周公面对的是夷狄和猛兽,孔子针对的则是乱臣贼子,他们的事业不同,但其奋斗和批判的精神则同。于是,我们也许发现了孟子如此推崇《春秋》的一个重要理由,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是类似的。作为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他当然会喜欢具有批判精神的经典。我们看到,孟子确实是把孔子作《春秋》视为自己批判异端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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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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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孔子作《春秋》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典范,并成为其距杨墨等异端的精神动力。《春秋》对于孟子的影响主要是气质上的,和对《诗》、《书》等的态度不同,他并没有引用过一句《春秋》的文字,但《春秋》的批判精神却渗透在孟子的生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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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孟子》的作者,前人有不同的说法。除了孟子与弟子们共著之外,还有赵岐和朱熹的孟子自著说,韩愈的孟子死后弟子们合著说等。本书取司马迁的说法,以《孟子》为孟子师徒共同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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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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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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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语·为政》:“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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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夜气是孟子独有的说法,以与平旦之气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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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告子下》:“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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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成,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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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处的“勿正”,理解起来稍有困难。赵岐等以“必有事焉而勿正”为句,宋代有以“正”字连下“心”字读者,作“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朱熹以为两通,正为预期之义:“此言养气者,必以集义为事,而勿预期其效。其或未充,则但当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为以助其长,乃集义养气之节度也。”见《四书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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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之言,以为“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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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庸》一般认为是子思或子思氏之儒的作品,和《五行》属于同一学派的文献。其思想上的联系是显然的,但区别也比较明显。如《五行》虽论心,却绝不牵涉到性;《中庸》开篇便讨论性的问题。当然,这可以看作是同一学派内部不同的思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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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熹解释“大而化之之谓圣”云:“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重在强调“化”的境界含义,似有偏颇。在孟子中,圣人化民化世的意思非常明确,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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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里“不同道”之道,显然与“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之道不同,是方式和路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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