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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一书,旧说认为是周文王所作,应该是依托,并不可信。根据现代人的研究,该书中包含有周文王以后的故事,所以不可能是文王的作品。譬如晋卦卦辞是“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康侯指武王的弟弟,他被封为康侯是克殷以后之事,此时文王早已故去。(1)之后,屈万里曾撰文论证卦爻辞作于周武王时,可以参考。(2)较多的学者认为,《周易》一书最可能成于西周时期的卜史之手,是一部在既有筮辞的基础之上,经编辑加工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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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的经典相比,《周易》一书的结构有其独特性。首先,它的构成单位是卦,全书共包括六十四卦,以乾坤两卦为首,到既济未济两卦结束。其次,它不仅有文字,而且有象,并且象是最重要的部分。象有卦象和爻象的区别,相应的,文字也有卦辞和爻辞的区别。系在卦象之后的叫卦辞,系在爻象之后的叫爻辞。我们举乾卦为例作简单说明。《周易》中乾卦的形式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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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亨利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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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九:潜龙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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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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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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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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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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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九:亢龙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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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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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是卦名,《周易》中每个卦都有一个名字。乾之前的是卦象,可以发现,它是由六个“”组成。“”称奇画或阳爻,与之相对的还有“”,称偶画或阴爻,它们是构成《周易》六十四卦卦象的两个基本符号。每一卦都由六个爻组成,这六个爻从下到上,称初,二,三,四,五和上。《周易》对阴阳爻也有不同的称呼,阳爻称九,阴爻称六。所以在初位的阳爻称初九,二位的阳爻称九二,如果是阴爻在二位,就称六二,在初位,则称初六。初六,初九等是表明一个爻在卦中的位置和性质的,叫爻题。爻题的出现较晚,春秋时期还没有,应该是在战国以后。乾之后的“元亨利贞”是卦辞,初九到上九后面的文字是爻辞。用九是乾卦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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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还有坤卦的用六,这与乾坤两卦都全部由阳爻和阴爻组成有关。用九和用六不是爻题,它们后面的文字也不是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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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这种特殊的结构,与其卜筮之书的性质有关。卜筮的实质,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去了解天或鬼神的意志,从而预测吉凶。不管这些方式如何不同,象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譬如占星术要通过天象,龟卜要通过灼龟之后的兆象,物占也要通过各种物象。占筮也需要象,这就是卦爻象。因此,卦爻象最初只是预测吉凶的符号。但是,卦爻象与其他的象相比,有其自己的特点。第一,其他的象基本上都是天然形成的,而卦爻象则是人设之象。占筮用的材料蓍草本身并不含有任何象的因素,它必须经由人的复杂运算之后,才能产生出象。这里面人的因素对占筮结果的影响明显突出了。第二,在由蓍草确定象的过程中,数学运算和数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古人有“龟,象也;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的说法。数学运算和数字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的确定性,这就决定了占筮过程的合理性。即占筮不是一个随意的操作,而是一个包含着理性程序的过程。第三,卦爻象的最基本组成单位能够简约为阴阳二爻,其他卦象都是此阴阳爻不同组合的产物,这就在卦象之间建立起了本质上的联系,使之成为一个象的系统。第四,卦象同时还是很多自然物象的象征,如乾象天,坤象地等,这样,由卦象推论人事吉凶,本身就包含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意义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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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卦爻象的特点相应,说明卦爻象的卦爻辞,若与卜辞比较的话,也有明显的不同。首先,由于卦爻象呈现出明显的系统性,因此,卦爻辞的编排也有明显的秩序。一卦六爻的爻辞往往具有某种联系,如上引乾卦爻辞,自下爻而上爻,分别由潜龙到飞龙,最后是亢龙有悔,整齐有序。这种秩序中同时包含着作者体悟出的哲理。其次,卦爻辞中经常出现人道教训的内容,如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家人卦九三爻辞“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等。这些内容实际上是生活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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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卦爻辞中经常以自然事物来说明人事,如乾卦爻辞中的龙就是自然事物,“勿用”“利见大人”等就是人事。此种情形非常多,这实际上表现出作者把自然事物和人事一起思考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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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爻象和卦爻辞上述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其中包含着人类大量的理性思考和智慧结晶。所以,用《周易》占筮在形式上虽然是完全神秘的,但在具体的占筮行为中,却可能表现出很强的理性倾向。另外,这种特点使得卦爻象和卦爻辞在一般的卜筮功能之外,也具有独立的价值。从《左传》和《国语》所记春秋时期人们使用《周易》的情形来看,大多数还是用于占筮的目的,卜史之官根据《周易》的卦象或卦爻辞推断事情的吉凶。但是,也有少数的例子说明,此时已经有人在占筮之外,直接根据卦爻辞以及卦象来阐明为人做事的道理。譬如宣公十二年晋国的知庄子引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说明晋师必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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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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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直接通过引用和解释爻辞的意义来阐明师必败的道理,没有任何神秘的气息。又《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国的子大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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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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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引为复卦上六爻辞,子大叔通过对它的解释直接说明楚子的行为会导致凶的结果。以上两例表明爻辞在当时已经可以完全脱离占筮的形式,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同时,也有直接引用卦象的例子,《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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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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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引用大壮卦的卦象说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道理,与其占筮的一面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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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个例子说明,在春秋时期,《周易》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占筮的形式,而发展其自身就包含着的理性化因素。其实,即便在占筮的形式之下,理性的精神也在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春秋时期的筮例看到。譬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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