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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一书，旧说认为是周文王所作，应该是依托，并不可信。根据现代人的研究，该书中包含有周文王以后的故事，所以不可能是文王的作品。譬如晋卦卦辞是“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康侯指武王的弟弟，他被封为康侯是克殷以后之事，此时文王早已故去。(1)之后，屈万里曾撰文论证卦爻辞作于周武王时，可以参考。(2)较多的学者认为，《周易》一书最可能成于西周时期的卜史之手，是一部在既有筮辞的基础之上，经编辑加工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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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的经典相比，《周易》一书的结构有其独特性。首先，它的构成单位是卦，全书共包括六十四卦，以乾坤两卦为首，到既济未济两卦结束。其次，它不仅有文字，而且有象，并且象是最重要的部分。象有卦象和爻象的区别，相应的，文字也有卦辞和爻辞的区别。系在卦象之后的叫卦辞，系在爻象之后的叫爻辞。我们举乾卦为例作简单说明。《周易》中乾卦的形式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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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亨利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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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九：潜龙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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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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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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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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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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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九：亢龙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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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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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是卦名，《周易》中每个卦都有一个名字。乾之前的是卦象，可以发现，它是由六个“”组成。“”称奇画或阳爻，与之相对的还有“”，称偶画或阴爻，它们是构成《周易》六十四卦卦象的两个基本符号。每一卦都由六个爻组成，这六个爻从下到上，称初，二，三，四，五和上。《周易》对阴阳爻也有不同的称呼，阳爻称九，阴爻称六。所以在初位的阳爻称初九，二位的阳爻称九二，如果是阴爻在二位，就称六二，在初位，则称初六。初六，初九等是表明一个爻在卦中的位置和性质的，叫爻题。爻题的出现较晚，春秋时期还没有，应该是在战国以后。乾之后的“元亨利贞”是卦辞，初九到上九后面的文字是爻辞。用九是乾卦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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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还有坤卦的用六，这与乾坤两卦都全部由阳爻和阴爻组成有关。用九和用六不是爻题，它们后面的文字也不是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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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这种特殊的结构，与其卜筮之书的性质有关。卜筮的实质，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去了解天或鬼神的意志，从而预测吉凶。不管这些方式如何不同，象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譬如占星术要通过天象，龟卜要通过灼龟之后的兆象，物占也要通过各种物象。占筮也需要象，这就是卦爻象。因此，卦爻象最初只是预测吉凶的符号。但是，卦爻象与其他的象相比，有其自己的特点。第一，其他的象基本上都是天然形成的，而卦爻象则是人设之象。占筮用的材料蓍草本身并不含有任何象的因素，它必须经由人的复杂运算之后，才能产生出象。这里面人的因素对占筮结果的影响明显突出了。第二，在由蓍草确定象的过程中，数学运算和数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古人有“龟，象也；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的说法。数学运算和数字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的确定性，这就决定了占筮过程的合理性。即占筮不是一个随意的操作，而是一个包含着理性程序的过程。第三，卦爻象的最基本组成单位能够简约为阴阳二爻，其他卦象都是此阴阳爻不同组合的产物，这就在卦象之间建立起了本质上的联系，使之成为一个象的系统。第四，卦象同时还是很多自然物象的象征，如乾象天，坤象地等，这样，由卦象推论人事吉凶，本身就包含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意义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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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卦爻象的特点相应，说明卦爻象的卦爻辞，若与卜辞比较的话，也有明显的不同。首先，由于卦爻象呈现出明显的系统性，因此，卦爻辞的编排也有明显的秩序。一卦六爻的爻辞往往具有某种联系，如上引乾卦爻辞，自下爻而上爻，分别由潜龙到飞龙，最后是亢龙有悔，整齐有序。这种秩序中同时包含着作者体悟出的哲理。其次，卦爻辞中经常出现人道教训的内容，如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家人卦九三爻辞“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等。这些内容实际上是生活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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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卦爻辞中经常以自然事物来说明人事，如乾卦爻辞中的龙就是自然事物，“勿用”“利见大人”等就是人事。此种情形非常多，这实际上表现出作者把自然事物和人事一起思考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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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爻象和卦爻辞上述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其中包含着人类大量的理性思考和智慧结晶。所以，用《周易》占筮在形式上虽然是完全神秘的，但在具体的占筮行为中，却可能表现出很强的理性倾向。另外，这种特点使得卦爻象和卦爻辞在一般的卜筮功能之外，也具有独立的价值。从《左传》和《国语》所记春秋时期人们使用《周易》的情形来看，大多数还是用于占筮的目的，卜史之官根据《周易》的卦象或卦爻辞推断事情的吉凶。但是，也有少数的例子说明，此时已经有人在占筮之外，直接根据卦爻辞以及卦象来阐明为人做事的道理。譬如宣公十二年晋国的知庄子引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说明晋师必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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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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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直接通过引用和解释爻辞的意义来阐明师必败的道理，没有任何神秘的气息。又《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国的子大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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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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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引为复卦上六爻辞，子大叔通过对它的解释直接说明楚子的行为会导致凶的结果。以上两例表明爻辞在当时已经可以完全脱离占筮的形式，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同时，也有直接引用卦象的例子，《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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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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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引用大壮卦的卦象说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道理，与其占筮的一面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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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个例子说明，在春秋时期，《周易》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占筮的形式，而发展其自身就包含着的理性化因素。其实，即便在占筮的形式之下，理性的精神也在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春秋时期的筮例看到。譬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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