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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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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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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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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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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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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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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第一，爻辞中的龙被解释为君子或者大人；第二，这种解释处处呼应着爻辞在一卦中所处的位置，如九二是君德，九五则是君位。九三九四不着天地，虽经努力，仅得无咎而已。第三，就爻辞来说，其所述主要和位置有关，但《文言传》却在此基础上，突出了“德”的观念。如潜龙是德之未彰，飞龙是德之广大等。经过这样的解释，占筮的意味几乎荡然无存，爻辞演变成为说理性的文字。我们再来看看《象传》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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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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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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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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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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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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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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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辞中当然也有一些哲理的气息，从潜龙勿用到亢龙有悔，描述龙随着位置的变化而面临的处境，体现了物极必反的法则。《象传》解释的特点在于，它把这种爻位和君子之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以“德施普也”来解释“见龙在田”，具有明显的化位为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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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系辞传》因为其通论的性质，更可以脱离卦爻之象，而直接通过卦爻辞来发挥义理。如其释损卦爻辞“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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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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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传》的解释很简单：“一人行，三则疑也。”一般把这看作是与该卦的卦象有关。(37)但《系辞》完全可以摆脱这种束缚，于是一句简单的爻辞一变而成为阐发万物变化法则的文字。观察其解释的程序，首先是由三人损一人、一人得其友引申出数字二，然后再把数字二与天地、男女联系起来，最后再提出天地或者男女二者的结合是万物化生的根据。可以看出，解释的根据完全是出自文字的想象，与卦象无丝毫的关系。又其释节卦初九爻辞“不出户庭，无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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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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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传》的解释是“不出户庭，知通塞也”，算是中规中矩。与此相比，《系辞》由“不出户庭”联想到言语之“密”，于是牵涉到君臣的关系，以及君子的品德，明显拥有更大的自由度。该传对于言语的问题一直是很重视的，因为言语往往联系到君主的政令。其释中孚卦九二爻辞也体现着此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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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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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传》的解释很简单，只是“其子和之，中心愿也”。《系辞》则由亲鸣子和以及我爵尔靡引申出君子之言行与民的感应关系。这种解释方式很容易让人想起儒家阅读《诗经》时一再被强调的“比”“兴”观念，它们显然都和对语言的理解有关。(38)比被看作是比方于物，兴是托事于物，对物的描述实际上是指向人，而且不是一般的人。《系辞》虽然没有提到比和兴，但其理解方式是一致的。鹤之间的“鸣”与“和”被引申为君子言语和百姓行为之间的影响，于是从一句看起来像诗歌一样的的爻辞中发挥出儒家阐述君民关系的政治哲学。又如其释否卦九五爻辞“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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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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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传》的解释说“大人之吉，位正当也”，明显偏重在爻位。《系辞》则直接从爻辞中发挥义理，结合“亡”和“系”字，阐明忧患的意识。此例甚多，随处可见，故不详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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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尽管《彖传》、《象传》、《文言》和《系辞》解释《周易》的方法和途径有异，但在占辞的德义化和哲理化这个大方向上，它们却是殊途同归的。占辞的哲理化，一方面是《周易》哲理化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哲学的语言和意义更加丰富。譬如《周易》的卦爻辞和术语就顺势进入到古代中国哲学的语言之中，并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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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卦爻辞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