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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具体的大飨和祭祀之礼为例，来说明“文”的意义。大飨之所以崇尚清水、生鱼和无味之羹，乃是贵饮食之本之义。飨和祭祀的规定也都能体现出“贵本而亲用”的精神。在荀子看来，此种贵本的做法，并非如道家所说的雕琢复朴，恰恰是文的体现。贵本为文，亲用为理，两者合而成文，共同奠定了礼的基础。其实文与理含义类似，统言之无别，其根本的内涵就是文饰、合宜。明白了此点，就知道不仅文饰是文饰，粗恶也是文饰。《礼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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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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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文饰、粗恶、声乐、哭泣、恬愉、忧戚，是反也，然而礼兼而用之，时举而代御。故文饰、声乐、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粗衰、哭泣、忧戚，所以持险奉凶也。故其立文饰也不至于窈冶，其立粗衰也不至于瘠弃，其立声乐恬愉也不至于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于隘慑伤生，是礼之中流也。故情貌之变足以别吉凶，明贵贱亲疏之节，期止矣。外是，奸也，虽难，君子贱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带之，相高以毁瘠，是奸人之道也，非礼义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将以有为者也。……两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断之续之，博之浅之，益之损之，类之尽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终始莫不顺比，足以为万世则，则是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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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长短、有余不足，是就情而言。礼并非私人的物事，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它乃是适应着群的需要并且是为了群的目的而制定的，因此并不能任由个人的情感无节制的表达。面对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个体反应也许是不同的。礼的规定对于某个人的情感来说也许是断长，对另外一个也许是续短，或者是损有余，或者是补不足，(19)但整体上来说，其目的都是要成就爱敬之情，即所谓“达爱敬之文”，从而追求适宜之美。礼的最高境界乃是不偏不倚的“中流”，既充分地抒发了喜怒哀乐的情感，又不至于走向情绪的极端。文饰声乐不至于流于窈冶，粗衰哭泣不至于流于伤生。荀子称之为礼之中流，与之相对的则是某些极端的做法，譬如情感的极端的表达。荀子一贯主张君子并不追求某些难能之事，《不苟》对此曾经有过专门的讨论。“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而“当之”的标准，就是“礼义之中”。所以对于一般人推崇的某些做法，并不以为然。“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同样的，按照礼的要求，仪式中的情貌之变并不应该以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足以别吉凶，明贵贱亲疏之节”则可矣。超越礼义之中的做法，虽然难能，君子贱之，为其奸也。它们可能是别有用心的行为，看人下菜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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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并非情的极端（过或不及）表达就是善的或者适宜的行为。礼的最高境界乃是真情实感和外在文饰的完美结合，在这里就体现着“以道治欲”“以礼化情”的主张。以亲丧为例，也许某些子孙在数月之后就哀痛全无，而另外一些则会持续很多年，礼的“断长续短，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作用在此就显现了出来。所谓的三年之丧，就是情与文交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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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以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故曰：无适不易之术也。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之丧，称情以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礼以是断之者，岂不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铅；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将由夫愚陋淫邪之人与？则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纵之，则是曾鸟兽之不若也，彼安能相与群居而无乱乎！将由夫修饰之君子与？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故先王圣人安为之立中制节，一使足以成文理，则舍之矣。（《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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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称情以立文”，即是要衡量情之轻重，而后加以适当的文饰。儒家一直认为，因着关系亲疏远近的不同，情的厚薄也有差异。譬如人子对于父母亲的情感要超过对于兄弟或者朋友的情感，礼的制定当然要考虑这种具体的情形。不同的情感关系，会导致在面对类似情形之时有不同的心理反应。譬如失去兄弟朋友的悲痛和失去父母的悲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后者乃是人生中最巨大的创痛，此其平复也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三年之丧的设立考虑的正是此种特殊而具体的情形，这是为人生中之至痛所立的标准。所以从丧礼的时间上来看，当然比其他的关系对象要长。三年之丧的具体时间，按照荀子的说法，其实是二十五个月，也就是两个整年再加上第三年的第一个月。如此规定的理由，存在着不同的说法。譬如孔子曾经提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依此，则三年之丧乃是对于父母之抱的回报。根据荀子，这首先是在愚陋淫邪之人和君子之间立中制节的结果。其次则是根据天道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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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何以分之？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遍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则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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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天道的理由，在《论语·阳货》的记载中孔子的学生宰我曾经提到过，其云“三年之丧，期已可矣……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已可矣”，被孔子以“于女安乎”的理由来加以批评。荀子显然并不是孤立地谈到这个理由，情的因素被视为最重要的前提。在此基础之上，天道的理由才可以成立。就至亲之丧而言，一年的时间是一个起点。一年代表着一个世界的循环和彻底的变易，万象更新，因此人的心情也该有一个变化。之所以不限于一年，而制定三年（二十五个月）之丧的标准，乃是隆而重之的表现。这也就把父母亲与其他人区别了开来。譬如九月之丧，适用于夫之为妻，或者父在而为母的情形，就显示出关系重要性的不同。九月与三年的区别，反映的是关系的远近与情的厚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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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丧礼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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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论》相当篇幅的讨论与丧礼有关。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丧礼在礼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丧礼集中地体现了礼的精神：根据对象而进行的分别、情与文的平衡等。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儒家之外的学派对于丧礼的不同角度的批评。这里面最主要的恐怕是墨家和道家。墨家的批评见于《墨子》，特别是其中有关节用和节葬的论述，其立意的基础主要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道家的批评则见于庄子，其立意的基础则是生死气化的主张，因此并不必对生死太过重视。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对于丧礼合法性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荀子极其重视丧礼就更多了几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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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礼成立的基础，其实是对于生命和死亡的理解。如果根据庄子，生命和死亡不过如四时或者昼夜一般，乃是大化流行中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它们自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荀子不同，他紧紧地把死亡和个体生命联系在一起，这个时候，死亡就变成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礼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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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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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规定了作为人的生命的开端和终点，生命和人道正是在这个由起点和终点规定的时间中展开。礼之谨于治生死的理由正在于此。对生死的敬重乃是对于生命和人道本身的敬重。有始而无终或者相反，显然都是有缺失的。终始如一，才是君子之道，合乎礼义的行为。荀子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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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谷，犹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亲乎！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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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生而言，死更容易被轻忽。一般人的理由是人死则无知，因此任何的仪式对于死者而言都是无意义的。但是，丧礼并不仅仅是针对死者之事，这更关乎生者的心术。生则厚之，死则薄之；生则敬之，死则慢之。其倍叛之心、奸人之道可知。死乃是一而不可得再复之事，死亡意味着臣子所致重之君亲一去不返，因此，死亡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或生理的事件，它更是一个心理的事件，对于生者而言的心理事件。简单地说，生者需要在心里接受君亲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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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我们接触到了丧礼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死亡不是一个瞬间发生的事件，也不是瞬间就过去的事件，死亡乃是一个过程。三月之葬的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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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者，谨于吉凶不相厌者也。纩听息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闵已，然而殡殓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惧，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辍也；卒矣，然后作具之。故虽备家必逾日然后能殡，三日而成服。然后告远者出矣，备物者作矣。故殡，久不过七十日，速不损五十日。是何也？曰：远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节大矣，其文备矣。然后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后葬也。当是时也，其义止，谁得行之！其义行，谁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以生设饰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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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确认了死亡的发生，但并不急求殡殓之具；君亲死后的悲伤恐惧之时，仍然希望死者可以复生；即便已经准备就绪，也要次日入殡；三日之后，才可以正式发出讣告；三月之后，方可下葬。礼的条目相对于死亡事实而言的滞后，体现的正是生者对于死者的留恋，以及对于死亡的逐渐接受。“以生设饰死者也”，即是事死如事生。这其中包含的情感，并非是以为死者可以复生，乃是思慕之情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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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礼的基本步骤也可以反映出类似的想法。荀子把丧礼大略分为三个阶段：变而饰，动而远，久而平。变指的是死亡，饰是对于死者的修饰，如后文指出的，其目的乃是保持尸体的完整和尊严，避免生者对之产生厌恶的情绪。动而远，即死者由近及远的移动，如《礼记·檀弓上》记子游曰：“饭于牖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殡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远也。”这种渐行渐远的位置移动，表现的其实是对死者由生而死的变化的确认。久而平突出的是生者心理的逐渐平复，换言之，即是对死亡事实的接受和承认。在这个背景之下，三月之殡的意义也就显示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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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之殡，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亲也。将举错之，迁徙之，离宫室而归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其日也，故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须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备，曲容备物之谓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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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亲故后的三月之殡，当然是隆重其事的表现。隆重的理由，则是君亲一去不返的事实。此种从生到死的转化，表现在物理的空间上，便是离宫室而归丘陵，是生命最后的一次迁徙，也是由生而死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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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祭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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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礼之中，祭祀居于重要的地位。《礼记·祭统》有“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之说。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天地山川社稷与祖先，于五礼中属吉礼。如何理解祭祀的意义，对于儒家而言，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祭统》把祭祀视为教化的根本，其中蕴涵着所谓的十伦，即：“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礼论》中虽然没有如此系统的论述，但是对于祭祀的意义，仍然有相当深入的讨论。首先值得注意的，荀子首先把祭祀的基础理解为“志意思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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