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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29 梁山崩,晋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辇者,以其辇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辇者曰:“君趋道岂不远矣,不如捷而行,可乎?”伯宗喜,问其所居。曰:“绛人也。”伯宗曰:“子亦有闻乎?”曰:“梁山崩,壅河,顾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将如之何!”伯宗私问之。曰:“君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问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问伯宗。以其言对。于是君素服率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问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辇者,诈以自知。孔子闻之,曰:“伯宗其无后,攘人之善。”诗曰:“天降丧乱,灭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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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31 梁山山崩而阻塞河流,是异常之变,绛人隐者提出对策道:“君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国君率领群臣素服而哭祷祭祀,能免除天遣,其中并没有涉及道德性因素而纯属上古巫术而已。但在更多情况下,韩婴认为天谴的最佳解决方式是道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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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33 昔者周文王之时,莅国八年,夏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有司皆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者君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国郊,群臣皆恐,请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见妖,是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罚我也。今又专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移之。昌也请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遂谨其礼祑、皮革,以交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礼俊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遂与群臣。行此无几何而疾止。(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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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35 文王生病时地震,地震乃是君主危亡之象,群臣要以修城来移除针对文王的不祥。文王不同意这种巫术式解决手段而诉诸德行,“谨其礼祑、皮革,以交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礼俊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最终文王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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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37 《韩诗外传》中提及感应并非寻常,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对感应现象提出了两种不尽相同的解决方案:传统的巫术式方案与人文化道德方式。虽然韩婴兼用两者,但显然对后者有更多的倾向,这也是儒家学者对感应现象的主流解释及解决路线。至于到董仲舒之后,便全然抛弃了巫术思路,而纯粹从道德政治入手解决谴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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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39 (三)礼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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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41 礼,首先作为宗教祭祀之规范,然后演化为贵族交往和个人修养之准则,到战国以后又演化为带有强制性的社会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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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43 《韩诗外传》讲道:“礼者则天地之体,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安知礼之是也?礼然而然,是情安于礼也。师云而云,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君子之道。”(50)韩婴在这里既指出了礼的形而上起源,又指出了礼作为修身之本的根本规范,两者都是对传统观点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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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45 然后韩婴又提出了礼的社会性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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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47 齐景公纵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乐。顾左右曰:“仁人亦乐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犹人,何为不乐乎!”景公曰:“驾车以迎晏子。”晏子闻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乐,愿与大夫同之。请去礼。”晏子曰:“君言过矣!自齐国五尺已上,力皆能胜婴与君,所以不敢者,畏礼也。故自天子无礼则无以守社稷;诸侯无礼则无以守其国。为人上无礼则无以使其下,为人下无礼则无以事其上。大夫无礼则无以治其家,兄弟无礼则不同居。人而无礼,不若遄死。”景公色媿,离席而谢曰:“寡人不仁,无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于此。请杀左右以补其过。”晏子曰:“左右无过。君好礼,则有礼者至,无礼者去。君恶礼,则无礼者至,有礼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觞酒三行,晏子辞去。景公拜送。《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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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49 齐景公纵酒,晏子劝诫道:天子无礼,则无以守社稷;诸侯无礼,则无以守其国;为人上无礼,则无以使其下;为人下无礼,则无以事其上;大夫无礼,则无以治其家;兄弟无礼,则不同居;人而无礼,不若遄死。社会之所以有严格的秩序而不陷于无尽的纷争,在于礼仪对众人行为的约束。而作为一国之君的齐景公如自身无法维持礼制,那么整个国家的秩序都将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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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51 然后韩婴详细阐述了礼治社会中各种因素的合理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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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53 君人者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臣以礼事君,忠顺而不解。父宽惠而有礼,子敬爱而致恭。兄慈爱而见友,弟敬诎而不慢。夫照临而有别,妻柔顺而听从。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惧而自竦。此全道也,偏立则乱,具立则治。请问兼能之奈何?曰审礼。昔者先王审礼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动无不当。夫君子恭而不难,敬而不巩,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应变而不穷,审之礼也。故君子于礼也,敬而安之。其于事也,经而不失。其于人也,宽裕寡怨而弗阿。其于仪也,修饰而不危。其应变也,齐给便捷而不累。其于百官伎艺之人也,不与争能,而致用其功。其于天地万物也,不拂其所而谨裁其盛。其待上也,忠顺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于交游也,缘类而有义。其于乡曲也,容而不乱。是故穷则有名,通则有功,仁义兼覆天下而不穷,明通天地,理万变而不疑。血气平和,志意广大,行义塞天地,仁知之极也。夫是谓先王审之礼也。若是则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归慈母也。曰:仁刑义立,教诚爱深,礼乐交通故也。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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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55 在这种礼治状态下,君臣、父子等基本社会关系将形成和谐关联。君主依照礼制而不是个人喜好分施,则其赏赐公平而广泛;臣下依照礼治事奉君主,则忠诚而不懈怠;父以礼宽惠,子则恭敬;长兄慈爱,则幼弟尊重;夫以礼待妻,妻柔顺从夫。士君子依礼而行,则贫穷不约、富贵不骄,故穷则有名,通则有功。如能以礼治天下,则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臻于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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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57 关于礼治,韩婴总结道:“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统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陨社稷也。是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53)将礼治与法治对应起来,是汉初反思秦制的普遍观念,也是儒学礼治思想复兴的契机。简言之,《韩诗外传》的观点是汉初礼治思潮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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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59 (四)与黄老思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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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61 韩婴在继承前代儒学的基本立场时,也吸收了一些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的观点。譬如他对传统忠孝观念的阐释,就已经不再恪守先秦儒学的严格立场,而有了黄老无为自然的倾向。从其他主题的论述也表现出他对道家观念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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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63 譬如在《韩诗外传》卷一中就有如下论述:“传曰:喜名者必多怨,好与者必多辱,唯灭迹于人,能随天地自然,为能胜理而无爱名。名兴则道不用,道行则人无位矣。夫利为害本,而福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不求福者为无祸。”(54)以名与道相对,以道与人相分,以人与自然对立,都明显采用了庄子的立场。至于利害、福祸对立范畴的对待转化,韩婴此处又沿袭了老子的观念。“唯不求利者为无害,不求福者为无祸”的观念,则是道家各派的共识。这些观念都属于道家特有的主张,韩婴受汉初盛行道家思想之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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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65 《韩诗外传》中还借用孔子之口表述类似的对待转换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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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67 孔子观于周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也?”对曰:“此盖为宥座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座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抑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宽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广大者,守之以俭。禄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众兵强者,守之以畏。聪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闻强记者,守之以浅。夫是之谓抑而损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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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69 孔子观周庙欹器,虚则欹侧,半则中正,满则颠覆,孔子对此解释为满必倾覆。持满之道,在于损抑,位愈高而守之卑,兵众强而守之弱,聪明睿智守之愚,如是则满而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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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71 在具体政治措施上,韩婴也采纳了黄老顺应民意无为而治的立场:“传曰: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地奉养而生物丰美矣。不知为政者,使情厌性,使阴乘阳,使末逆本,使人诡天,气鞠而不信,郁而不宣。如是则灾害生,怪异起,群生皆伤,而年谷不熟。是以其动伤德,其静亡救。故缓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为治。”(56)在此他采用了当时通行的阴阳观念来阐述无为理念:善于为政者,顺应民众性情所向、吻合天地阴阳气息所从,如是则能使天地奉养而产物丰盛;不善于为政者则反之,违背民众性情、变乱天地阴阳,于是天地之间气息不通,物产不丰,无论动静皆有灾祸。这种无为而治的观念,虽然接近黄老,但并非道家独有,而同后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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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473 从整体来看,韩婴属于汉初儒学的过渡性人物。《韩诗外传》中所表现的思想,既有上古传承而来的古典德行规范,也有战国以来新兴的士君子伦常,还掺杂有汉初盛行的感应观念和黄老无为思想,但主体仍然是儒家以忠孝仁义治天下的礼治思想。他的观念在细节上与董仲舒有很多差异,但整体上看也试图通过天道来阐明人事的义理,不过没有形成《春秋繁露》那样的体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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