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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韩婴详细阐述了礼治社会中各种因素的合理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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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人者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臣以礼事君，忠顺而不解。父宽惠而有礼，子敬爱而致恭。兄慈爱而见友，弟敬诎而不慢。夫照临而有别，妻柔顺而听从。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惧而自竦。此全道也，偏立则乱，具立则治。请问兼能之奈何？曰审礼。昔者先王审礼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动无不当。夫君子恭而不难，敬而不巩，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应变而不穷，审之礼也。故君子于礼也，敬而安之。其于事也，经而不失。其于人也，宽裕寡怨而弗阿。其于仪也，修饰而不危。其应变也，齐给便捷而不累。其于百官伎艺之人也，不与争能，而致用其功。其于天地万物也，不拂其所而谨裁其盛。其待上也，忠顺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于交游也，缘类而有义。其于乡曲也，容而不乱。是故穷则有名，通则有功，仁义兼覆天下而不穷，明通天地，理万变而不疑。血气平和，志意广大，行义塞天地，仁知之极也。夫是谓先王审之礼也。若是则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归慈母也。曰：仁刑义立，教诚爱深，礼乐交通故也。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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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礼治状态下，君臣、父子等基本社会关系将形成和谐关联。君主依照礼制而不是个人喜好分施，则其赏赐公平而广泛；臣下依照礼治事奉君主，则忠诚而不懈怠；父以礼宽惠，子则恭敬；长兄慈爱，则幼弟尊重；夫以礼待妻，妻柔顺从夫。士君子依礼而行，则贫穷不约、富贵不骄，故穷则有名，通则有功。如能以礼治天下，则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臻于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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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礼治，韩婴总结道：“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统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陨社稷也。是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53)将礼治与法治对应起来，是汉初反思秦制的普遍观念，也是儒学礼治思想复兴的契机。简言之，《韩诗外传》的观点是汉初礼治思潮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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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黄老思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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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婴在继承前代儒学的基本立场时，也吸收了一些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的观点。譬如他对传统忠孝观念的阐释，就已经不再恪守先秦儒学的严格立场，而有了黄老无为自然的倾向。从其他主题的论述也表现出他对道家观念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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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韩诗外传》卷一中就有如下论述：“传曰：喜名者必多怨，好与者必多辱，唯灭迹于人，能随天地自然，为能胜理而无爱名。名兴则道不用，道行则人无位矣。夫利为害本，而福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不求福者为无祸。”(54)以名与道相对，以道与人相分，以人与自然对立，都明显采用了庄子的立场。至于利害、福祸对立范畴的对待转化，韩婴此处又沿袭了老子的观念。“唯不求利者为无害，不求福者为无祸”的观念，则是道家各派的共识。这些观念都属于道家特有的主张，韩婴受汉初盛行道家思想之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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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诗外传》中还借用孔子之口表述类似的对待转换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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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观于周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也？”对曰：“此盖为宥座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座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抑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宽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广大者，守之以俭。禄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众兵强者，守之以畏。聪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闻强记者，守之以浅。夫是之谓抑而损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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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观周庙欹器，虚则欹侧，半则中正，满则颠覆，孔子对此解释为满必倾覆。持满之道，在于损抑，位愈高而守之卑，兵众强而守之弱，聪明睿智守之愚，如是则满而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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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政治措施上，韩婴也采纳了黄老顺应民意无为而治的立场：“传曰：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地奉养而生物丰美矣。不知为政者，使情厌性，使阴乘阳，使末逆本，使人诡天，气鞠而不信，郁而不宣。如是则灾害生，怪异起，群生皆伤，而年谷不熟。是以其动伤德，其静亡救。故缓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为治。”(56)在此他采用了当时通行的阴阳观念来阐述无为理念：善于为政者，顺应民众性情所向、吻合天地阴阳气息所从，如是则能使天地奉养而产物丰盛；不善于为政者则反之，违背民众性情、变乱天地阴阳，于是天地之间气息不通，物产不丰，无论动静皆有灾祸。这种无为而治的观念，虽然接近黄老，但并非道家独有，而同后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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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来看，韩婴属于汉初儒学的过渡性人物。《韩诗外传》中所表现的思想，既有上古传承而来的古典德行规范，也有战国以来新兴的士君子伦常，还掺杂有汉初盛行的感应观念和黄老无为思想，但主体仍然是儒家以忠孝仁义治天下的礼治思想。他的观念在细节上与董仲舒有很多差异，但整体上看也试图通过天道来阐明人事的义理，不过没有形成《春秋繁露》那样的体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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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汉初儒家经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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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的几位儒家学者，对五经都有着深入的了解，并把六艺作为安邦定国的根本原则。其中叔孙通长于《周礼》杂秦制而成汉礼，陆贾谙熟《穀梁》而撰《新语》，贾谊习《左传》兼《尚书》崇礼而作《新书》，韩婴则精于《诗》而旁通《易》。但是他们对于五经的思考和应用并没有被统一称为“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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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作为专有概念出现比较晚，首见于《汉书·倪宽传》：“（宽）见上，语经学。上悦之，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不过事实上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著作为文化基本经典的传统，在先秦就已经形成。《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从中可见战国时期六经已经成为公认的权威性著作。(57)《庄子·天下》还对六经的含义进行了概要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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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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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这段论述说明：首先，六经代表了先代圣王治理天下之智慧的传承；其次，六经不是儒家专有经典，“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是各个学派公认的经典。(58)不过，儒家学派对于经典的保存和传习有着特殊的成就，因此说“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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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儒者多推定孔子删定六经，《史记·孔子世家》的看法可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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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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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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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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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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