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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关于京房《易》学的影响，后世评述甚众，郭彧编著的《京氏易源流》第七章《历代对京房易学和术数的阐述和评价》，详选汉后至民国的诸人评述，可详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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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周易·复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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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周易·说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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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关于孟氏学对后人的影响，朱伯崑先生的研究可为证明，朱先生列举一些具体的注《易》证据，说明它们都源自孟、京《易》学。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45—150页。关于对《易》纬的影响，后文将专门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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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参见《汉书·儒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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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关于京房对此类思想资源承续的分析，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27页、129页、133—134页。林忠军也有相关辨析，参见姜广辉主编：《经学思想史》（第二卷），第302—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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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参见《汉书·儒林传》之《梁丘贺传》及《京房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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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参见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易学史》（上册），第267—271页。徐氏还认为京房“造世应八宫卦次之说，以发易之逻辑，明纳甲游归飞伏之理，以发易义”（同书，第271页），可谓深得京房《易》学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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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京房被杀时四十一岁，《汉书·京房传》末尾说：“（张）博（引注：京房岳父）具从房记诸所说灾异事，因令房为淮阳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淮阳王。石显微司具知之，以房亲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显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第3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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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至今尚为民间占筮所必习的《火珠林》，其主要内容即是从京氏《易》而来，故张行成的《元包总义》说：“卦气图之用，出于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祖于京房。”见郭彧：《京氏易源流》，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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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关于刘向生卒年月，本书从钱穆说。钱氏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考证精审。谱载钱氏《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79页。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附录三”有《刘向生卒年考异》一文（见该书第484—511页），虽认同钱氏说，但对刘歆为“中垒校尉”等事有异于钱氏的考辨，可详参。有关刘向父子生平事，本书多参钱、徐之著，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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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皆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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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参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刘歆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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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以上皆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下引此卷有关刘氏父子内容，各以此卷所附之《刘向传》、《刘歆传》而直接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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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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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参看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5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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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汉书》，第1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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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另外，徐氏还说明《说苑》中引《诗》与《毛诗传》有不少相近处，认为刘向在引《诗》上“不感到他家传的《鲁诗》和他大量采用的《韩诗》，有什么门户”。此类详细情形，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4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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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其引《诗》详见《汉书》第1932—19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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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值得注意的是，此《疏》的最后一句竟然是“不宜宣泄”，可见当时政治形势的紧张，以及刘向对元帝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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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汉书》，第1706—17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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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清末今文经学复兴，其后则疑古思潮泛滥，学者多疑刘歆伪撰不少书，其连带结果是，疑子累及其父，以致怀疑刘向没有独立编撰《新序》和《说苑》，以及他对“古学”复兴的贡献。此见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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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刘起釪先生说：“自汉至清的十六部正统史书全都有《五行志》（其中唯《魏书》称《灵征志》，《清史稿》称《灾异志》），都是先引《洪范》及《五行传》的一段文字，然后跟着记录灾异，论断史事。”见《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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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共分五篇，是汉书中分篇最多的。之所以分为五，大概是要与“五行”之五相匹。其选录汉代有关阴阳、五行的诸家之说，以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刘向、刘歆为多，其中又以刘向为最多，余者如眭孟、夏侯胜、谷永、李寻等人之说，取之较略。其选录述说序次，多以“董仲舒、刘向以为”为先，二者有别，则先董后刘，而后再述他人之说。详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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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虽然古文《尚书》最初是由孔安国献书而成为潜在的经学问题，但因为他献书后，即“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故古文《尚书》作为经学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始自刘向的校书，显于刘歆的争立学官。此见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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