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2931
1702032932
或曰:“杂。”曰:“以己杂仲尼乎?以仲尼杂己乎?若彼者,以仲尼杂己而已。然则可谓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
1702032933
1702032934
或曰:“燔诸?”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则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21)
1702032935
1702032936
荀悦认为“谶”是“以自然验于不然”的诡秘之术,(22)而关于纬书的源起,是汉人“以仲尼杂己”,而非孔子原作。关于这点,其叔父荀爽已经辨明了。不过,荀悦继而非常中肯地认为,不是孔子之作也没关系,只要其说有道理有意义,其书有益于人世,就不应该因为不是圣人之作而烧毁掉。大概是后人具备了如荀悦一样的意识,谶纬之书才能流传下来,但这并不能成为对“图书”随意增损的理由。从学理上看,王、梅的伪造经传,可能即是汉人以纬说经、以谶乱纬之方的变异和流毒。
1702032937
1702032938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现存的谶纬之书,可能是自汉人就开始的谶纬参杂的结果。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以纬辅经,引谶说经说纬,三者就更杂而难分了。加上自晋武帝司马炎即开始的禁绝“图谶”的做法,“图谶”的存续,不得不依附于其他载体。也就是说,自晋而后,由于政治上对“图谶”的一贯禁绝态度,“谶”必杂于“经”、“纬”之类,才有隐存下来的可能。遗憾的是,“经”有定本,自可明晰分辨出来,而今见的谶纬篇章,由于上述的参杂原因,何者为谶何者为纬,实已难辨。这也是下文第二节中我们按照习惯以“纬书”作为谶纬之书总称的原因。
1702032939
1702032940
二、“图谶”在两汉之际的盛行
1702032941
1702032942
谶纬兴起于西汉的哀、平之际,几乎已成共识。其最有力的证据是张衡的这段话:
1702032943
1702032944
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23)
1702032945
1702032946
严格说来,张衡说汉初无“谶”是不确切的,前引“亡秦者,胡也”为《淮南子》和《史记》所录,可为反证。另外,据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所编的《纬书集成》附录《历代史书和笔记中的谣谶》所辑,汉前“谣谶”即有十一条。(24)这说明“谶”在汉前即已有之,且颇有影响。不过,张衡注重的是谶与重大政事以及经学(“道术”)的关系,故他后面所举三例都与此二者相关。因此,当我们认可张衡所论的“图谶成于哀、平之际”,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说“图谶”与当时重大的社会政治发生了关联。而在两汉之际,这样的关联不仅更为紧密,“图谶”甚至成为当时文化和思想的主流形态之一,以致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某些方面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1702032947
1702032948
先看“图谶”在西汉末年社会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为了笼络士人,“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又“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其中即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25)这意味着平帝时“图谶”开始登堂入室,与经学等其他类型的思想文化具有同等政治和社会地位了。除此之外,前引西门君惠以“谶记”说易代问题,公孙述引“谶记”说天命变易,从另一层面证明“图谶”在西汉末对士人和地方豪强的影响。
1702032949
1702032950
其次,“谶记”对帝国大事——“改元”也有直接影响。王莽居摄三年(8),他以谶书为由,开始自己的篡位活动。王莽奏言:
1702032951
1702032952
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前7)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26)
1702032953
1702032954
甘、夏之事屡遭刘向父子反对,二者也都没得善终。(27)哀帝改元没过两个月就下诏说“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夏贺良等伏诛。(28)而王莽却以此为由,强行改元,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虽为悖谬,却也可看出他对“谶”事的重视。因为“谶记”的原因第三次改元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国之时。严格说来,那不是改元,而是“建元”。建武元年(25)四月,刘秀以前在太学的“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29)刘秀因此而设坛场来祀祝。到了六月,刘秀即位,他在祝文中说:
1702032955
1702032956
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30)
1702032957
1702032958
在这样的欲推还就中,刘秀“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31)
1702032959
1702032960
再次,由于“图谶”之类为刘秀的登位制造了有利的舆论和政治氛围,“善谶”的刘秀在帝国的行政中也常以“谶”用人决事。如选任三公之人,光武帝有时即据“图谶”之言。史载:
1702032961
1702032962
世祖即位,以谶文(引注:据《东观汉纪》谶文为“孙咸征狄”)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咸不悦。(32)
1702032963
1702032964
及即位,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擢拜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33)
1702032965
1702032966
与这类据“图谶”以任官的情形不同,对那些反对“图谶”的人,光武帝则罢斥之。史载,东汉初年,在选择灵台的地址时,光武帝向桓谭咨询说:“吾欲谶决之,何如?”桓谭说自己不读谶,并“极言谶之非经”,光武帝气得要“将下斩之”,桓谭叩头流血。随后桓谭即从给事中任上被贬为六安郡丞。(34)大儒郑兴也有类似遭遇,当光武帝向他咨询郊祀事说“欲以谶断之”时,郑兴说自己“不为谶”,光武帝也很生气。郑兴为古学兴起的奠基人之一,在当世享有盛誉,“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35)
1702032967
1702032968
第四,光武帝不仅信谶用谶,还亲自讲“图谶”,命大臣校理“图谶”。《东观汉纪》说光武帝自即位后即“按图谶,推五运,汉为火德”,(36)又说他在平定公孙述和隗嚣的时候,“犹以余闲讲经艺,发图谶”。(37)大概是“图谶”之类过于庞杂,光武帝觉得有编纂校理的必要。史载:
1702032969
1702032970
帝以(尹)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38)
1702032971
1702032972
(薛汉)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39)
1702032973
1702032974
由第一条记载可见,王莽时期曾对“图谶”作过编纂,只是光武帝不满意,故令尹敏和薛汉等人校理。就这样,“图谶”之类于两汉之际在各个层面都盛行起来,到了光武帝的晚年,他对“图谶”更为重视,于临死前一年的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40)至此,图谶终于以定本和公开的方式融入东汉帝国的正统当中。自此而后,“显宗肃宗因祖述焉”。(41)
1702032975
1702032976
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图谶”在两汉之际虽大为盛行,但由于“谶记”往往涉及皇权迭代,故臣子对它们颇为忌讳,功臣窦融也不例外,他甚至不愿儿子看到“谶记”。(42)而对那些伪造“图谶”者,纵然是皇兄,也不免自杀的命运,如楚王刘英(明帝庶兄)在明帝永平十四年(71)自杀,其罪名之一即是“造作图谶”。(43)大概正是这些原因,加上“图纬”多与衍说“经”义相关,使得后汉儒者多习“图纬”而少学“图谶”。然而,这并不意味“谶”作为解释和理解人世的一种方式而湮灭不存,相反,它自有其延续下去的深层原因。不然,大儒郑玄死前两个多月不会以“谶”断梦,“知命将终”。(44)如果以现代的理论术语来说,“图谶”应属于社会迷信与政治神话的混合体,它在汉后一直被诟病,多与政治性有关。而它作为古人理解和解释人事的方式,融入后来兴起的道教和佛教,潜隐在整个大一统帝国的文化与宗教的演进过程中。如今民间依然流传各种谶语,民间宗教中也有所谓的“求签”、“画符”等活动,这些大概与“图谶”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1702032977
1702032978
1702032979
1702032980
[
上一页 ]
[ :1.70203293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