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2931
1702032932
或曰：“杂。”曰：“以己杂仲尼乎？以仲尼杂己乎？若彼者，以仲尼杂己而已。然则可谓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
1702032933
1702032934
或曰：“燔诸？”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则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21)
1702032935
1702032936
荀悦认为“谶”是“以自然验于不然”的诡秘之术，(22)而关于纬书的源起，是汉人“以仲尼杂己”，而非孔子原作。关于这点，其叔父荀爽已经辨明了。不过，荀悦继而非常中肯地认为，不是孔子之作也没关系，只要其说有道理有意义，其书有益于人世，就不应该因为不是圣人之作而烧毁掉。大概是后人具备了如荀悦一样的意识，谶纬之书才能流传下来，但这并不能成为对“图书”随意增损的理由。从学理上看，王、梅的伪造经传，可能即是汉人以纬说经、以谶乱纬之方的变异和流毒。
1702032937
1702032938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现存的谶纬之书，可能是自汉人就开始的谶纬参杂的结果。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以纬辅经，引谶说经说纬，三者就更杂而难分了。加上自晋武帝司马炎即开始的禁绝“图谶”的做法，“图谶”的存续，不得不依附于其他载体。也就是说，自晋而后，由于政治上对“图谶”的一贯禁绝态度，“谶”必杂于“经”、“纬”之类，才有隐存下来的可能。遗憾的是，“经”有定本，自可明晰分辨出来，而今见的谶纬篇章，由于上述的参杂原因，何者为谶何者为纬，实已难辨。这也是下文第二节中我们按照习惯以“纬书”作为谶纬之书总称的原因。
1702032939
1702032940
二、“图谶”在两汉之际的盛行
1702032941
1702032942
谶纬兴起于西汉的哀、平之际，几乎已成共识。其最有力的证据是张衡的这段话：
1702032943
1702032944
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23)
1702032945
1702032946
严格说来，张衡说汉初无“谶”是不确切的，前引“亡秦者，胡也”为《淮南子》和《史记》所录，可为反证。另外，据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所编的《纬书集成》附录《历代史书和笔记中的谣谶》所辑，汉前“谣谶”即有十一条。(24)这说明“谶”在汉前即已有之，且颇有影响。不过，张衡注重的是谶与重大政事以及经学（“道术”）的关系，故他后面所举三例都与此二者相关。因此，当我们认可张衡所论的“图谶成于哀、平之际”，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说“图谶”与当时重大的社会政治发生了关联。而在两汉之际，这样的关联不仅更为紧密，“图谶”甚至成为当时文化和思想的主流形态之一，以致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某些方面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1702032947
1702032948
先看“图谶”在西汉末年社会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为了笼络士人，“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又“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其中即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25)这意味着平帝时“图谶”开始登堂入室，与经学等其他类型的思想文化具有同等政治和社会地位了。除此之外，前引西门君惠以“谶记”说易代问题，公孙述引“谶记”说天命变易，从另一层面证明“图谶”在西汉末对士人和地方豪强的影响。
1702032949
1702032950
其次，“谶记”对帝国大事——“改元”也有直接影响。王莽居摄三年（8），他以谶书为由，开始自己的篡位活动。王莽奏言：
1702032951
1702032952
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前7）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26)
1702032953
1702032954
甘、夏之事屡遭刘向父子反对，二者也都没得善终。(27)哀帝改元没过两个月就下诏说“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夏贺良等伏诛。(28)而王莽却以此为由，强行改元，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虽为悖谬，却也可看出他对“谶”事的重视。因为“谶记”的原因第三次改元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国之时。严格说来，那不是改元，而是“建元”。建武元年（25）四月，刘秀以前在太学的“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29)刘秀因此而设坛场来祀祝。到了六月，刘秀即位，他在祝文中说：
1702032955
1702032956
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30)
1702032957
1702032958
在这样的欲推还就中，刘秀“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31)
1702032959
1702032960
再次，由于“图谶”之类为刘秀的登位制造了有利的舆论和政治氛围，“善谶”的刘秀在帝国的行政中也常以“谶”用人决事。如选任三公之人，光武帝有时即据“图谶”之言。史载：
1702032961
1702032962
世祖即位，以谶文（引注：据《东观汉纪》谶文为“孙咸征狄”）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咸不悦。(32)
1702032963
1702032964
及即位，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擢拜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33)
1702032965
1702032966
与这类据“图谶”以任官的情形不同，对那些反对“图谶”的人，光武帝则罢斥之。史载，东汉初年，在选择灵台的地址时，光武帝向桓谭咨询说：“吾欲谶决之，何如？”桓谭说自己不读谶，并“极言谶之非经”，光武帝气得要“将下斩之”，桓谭叩头流血。随后桓谭即从给事中任上被贬为六安郡丞。(34)大儒郑兴也有类似遭遇，当光武帝向他咨询郊祀事说“欲以谶断之”时，郑兴说自己“不为谶”，光武帝也很生气。郑兴为古学兴起的奠基人之一，在当世享有盛誉，“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35)
1702032967
1702032968
第四，光武帝不仅信谶用谶，还亲自讲“图谶”，命大臣校理“图谶”。《东观汉纪》说光武帝自即位后即“按图谶，推五运，汉为火德”，(36)又说他在平定公孙述和隗嚣的时候，“犹以余闲讲经艺，发图谶”。(37)大概是“图谶”之类过于庞杂，光武帝觉得有编纂校理的必要。史载：
1702032969
1702032970
帝以（尹）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38)
1702032971
1702032972
（薛汉）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39)
1702032973
1702032974
由第一条记载可见，王莽时期曾对“图谶”作过编纂，只是光武帝不满意，故令尹敏和薛汉等人校理。就这样，“图谶”之类于两汉之际在各个层面都盛行起来，到了光武帝的晚年，他对“图谶”更为重视，于临死前一年的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40)至此，图谶终于以定本和公开的方式融入东汉帝国的正统当中。自此而后，“显宗肃宗因祖述焉”。(41)
1702032975
1702032976
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图谶”在两汉之际虽大为盛行，但由于“谶记”往往涉及皇权迭代，故臣子对它们颇为忌讳，功臣窦融也不例外，他甚至不愿儿子看到“谶记”。(42)而对那些伪造“图谶”者，纵然是皇兄，也不免自杀的命运，如楚王刘英（明帝庶兄）在明帝永平十四年（71）自杀，其罪名之一即是“造作图谶”。(43)大概正是这些原因，加上“图纬”多与衍说“经”义相关，使得后汉儒者多习“图纬”而少学“图谶”。然而，这并不意味“谶”作为解释和理解人世的一种方式而湮灭不存，相反，它自有其延续下去的深层原因。不然，大儒郑玄死前两个多月不会以“谶”断梦，“知命将终”。(44)如果以现代的理论术语来说，“图谶”应属于社会迷信与政治神话的混合体，它在汉后一直被诟病，多与政治性有关。而它作为古人理解和解释人事的方式，融入后来兴起的道教和佛教，潜隐在整个大一统帝国的文化与宗教的演进过程中。如今民间依然流传各种谶语，民间宗教中也有所谓的“求签”、“画符”等活动，这些大概与“图谶”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1702032977
1702032978
1702032979
1702032980
[
上一页 ]
[ :1.70203293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