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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谶纬与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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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论,由于“纬”之名是相对于“经”而言,则“纬”之于经学的关系,即相当于《周易》之“经”与“十翼”的关系,前引姜忠奎之论即是以“翼”来说纬对经的功用的。这点已为常识,毋庸多论。不过,这些都是基于“经”与“纬”的相对性而论的。具体到谶纬与经学的关系,则是另一番情形。大致而言,这情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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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习和教育而言,东汉知识人“争学图纬”。由于光武帝树立了信谶用谶的典范,出于对祖宗之法的敬畏,后世的皇帝和臣子都难以打破这个藩篱,尤其对于臣子而言,他们大多数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中的皇权。故光武之后的臣子仍学“图谶”,(53)但不少学者也习“图纬”。这里就史籍中诸多记载,择要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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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英(安帝初征为博士):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学,以图纬教授。(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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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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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说(灵帝时人):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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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之类,都说明“图纬”为东汉儒者所常习,甚至纬书与经学一起,成为“以夏变夷”的重要资源。东汉中后期的博通之士习纬、明纬和授纬,事实上决定了他们乃至其弟子在各自的经学活动中如注经解经等,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运用到“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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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谶纬对经学文本的影响而言,史籍所载,以谶校经传或以谶杂经的活动在东汉屡见不鲜。如明帝(显宗)永平元年(58),樊鯈“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57)章帝(肃宗)元和二年(85)引《河图》、《春秋纬·保乾图》、《书纬·璇玑钤》、《书纬·帝命验》等论历法。(58)章和元年(87)令曹褒重定汉礼,曹褒“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59)汉时“经”之简定制为“二尺四寸”,(60)曹褒所为,其实已经把谶纬等同于“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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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纬书中的论说方式而言,除了预言性的谶记多用谣辞之体(见前论)外,纬书许多篇章都用了与经学相类的表述方式,如以音训,以义训之类。略举其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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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纬》:“甲者,押也,春则开也,冬则阖也。”又如:“旱者,捍也,毒捍忍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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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纬》:“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辅人。”(62)又如,“王者,往也,神所向往,人所归乐。”(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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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之类,在《春秋纬·说题辞》中有更多,不赘引。这类方式中,许多是过度发挥,乃至曲解文义,与古文家追求的“实事求是”有天壤之别。(64)不过,此类方式在纬书中也有很多颇有道理的论说,或是当时知识人的共识,或是谶纬作者自己的发挥。(65)文多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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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谶纬对经学家解经的影响而言,引纬解经(注经)是东汉今古文经学家共用的方式。如景鸾“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66)这是儒者引“纬”以入经说,托“纬”以发己意的明证。其他如大儒贾逵以“经”驳“谶”,尤其是何休、郑玄引“纬”注经之类,更是频繁。(67)而今见《易纬》之书,多有郑玄之注。凡此之类,都说明谶纬对经学家的影响已非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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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谶纬内容与“经”本身而言,谶纬对“经”的纲目性解说与经学家的解释差异颇大。《春秋纬·说题辞》以及其他纬书篇章对五经、《孝经》都有简明解说,兹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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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六经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开辟,皆有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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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宝书,九月经立。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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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易者气之节,含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期节,《彖》言变化,《系》设类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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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推期运,明受命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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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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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礼者,体也。人情有哀乐,五行有兴灭,故立乡饮之礼,终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体,王者行礼,得天中和。(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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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孝经》者,篇题就号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书名出义,见道日著,一字苞十八章,为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题符篇冠就。(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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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汉时无经,故这里只有五经和《孝经》。如果把其他纬书中关于“六经”总义的论说联系起来看,可知纬书作者对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作了衍说,如“受命”、“不能改一字”之类,这些与纬书神化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对《周易》则以“气”论,并以律历进行衍说,这与整个《易纬》对《周易》的发挥是相通的;论《尚书》注重“期运”和“受命”,并以之为“上帝之书”,这与纬书的帝系系统相关;(70)对《诗经》以“天文”、“星辰”作论,这与纬书多论天象有关;对《礼》是以“体”和“履”作论,这是对礼所具有的教化和规制功用作了发挥;对《孝经》则大加拔高,以其为“天地喉襟,道要德本”,这与整个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取向有关。参之第十章郑玄于《六艺论》中对“六艺”的辨彰,可知郑玄对“六经”的论说是“体”、“用”并重,纬书的理解则是重“天”。也正因为纬书的这种理解路向,在其具体的阐发中才会有那么浓郁的宗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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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谶纬与“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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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览纬书篇章,没有不涉及“天”或天象的。其中,以帝运系统与星宿等关系最为庞杂。由于纬书非一人一时所作,其论帝运帝系又多有差异和矛盾。在此仅对三皇五帝圣王之类略作梳理,以见其神话宗教的趣向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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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纬书把“五帝”与星宿、五行等联系起来,认为圣王之君临天下,是应合了北辰之星为众星枢纽的天象。在孔子等人那里,以众星“拱”北斗作比喻来说明君王应具备统治者的德行。但在纬书中,这种比喻性的说法被理解成应合与转化关系。如说“天子皆五帝精”,(71)“德含五帝坐星者称帝”。(72)进一步地,《春秋纬·文曜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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