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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谶纬与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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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论，由于“纬”之名是相对于“经”而言，则“纬”之于经学的关系，即相当于《周易》之“经”与“十翼”的关系，前引姜忠奎之论即是以“翼”来说纬对经的功用的。这点已为常识，毋庸多论。不过，这些都是基于“经”与“纬”的相对性而论的。具体到谶纬与经学的关系，则是另一番情形。大致而言，这情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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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习和教育而言，东汉知识人“争学图纬”。由于光武帝树立了信谶用谶的典范，出于对祖宗之法的敬畏，后世的皇帝和臣子都难以打破这个藩篱，尤其对于臣子而言，他们大多数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中的皇权。故光武之后的臣子仍学“图谶”，(53)但不少学者也习“图纬”。这里就史籍中诸多记载，择要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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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英（安帝初征为博士）：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学，以图纬教授。(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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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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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说（灵帝时人）：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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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之类，都说明“图纬”为东汉儒者所常习，甚至纬书与经学一起，成为“以夏变夷”的重要资源。东汉中后期的博通之士习纬、明纬和授纬，事实上决定了他们乃至其弟子在各自的经学活动中如注经解经等，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运用到“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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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谶纬对经学文本的影响而言，史籍所载，以谶校经传或以谶杂经的活动在东汉屡见不鲜。如明帝（显宗）永平元年（58），樊鯈“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57)章帝（肃宗）元和二年（85）引《河图》、《春秋纬·保乾图》、《书纬·璇玑钤》、《书纬·帝命验》等论历法。(58)章和元年（87）令曹褒重定汉礼，曹褒“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59)汉时“经”之简定制为“二尺四寸”，(60)曹褒所为，其实已经把谶纬等同于“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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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纬书中的论说方式而言，除了预言性的谶记多用谣辞之体（见前论）外，纬书许多篇章都用了与经学相类的表述方式，如以音训，以义训之类。略举其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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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纬》：“甲者，押也，春则开也，冬则阖也。”又如：“旱者，捍也，毒捍忍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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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纬》：“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辅人。”(62)又如，“王者，往也，神所向往，人所归乐。”(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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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之类，在《春秋纬·说题辞》中有更多，不赘引。这类方式中，许多是过度发挥，乃至曲解文义，与古文家追求的“实事求是”有天壤之别。(64)不过，此类方式在纬书中也有很多颇有道理的论说，或是当时知识人的共识，或是谶纬作者自己的发挥。(65)文多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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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谶纬对经学家解经的影响而言，引纬解经（注经）是东汉今古文经学家共用的方式。如景鸾“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66)这是儒者引“纬”以入经说，托“纬”以发己意的明证。其他如大儒贾逵以“经”驳“谶”，尤其是何休、郑玄引“纬”注经之类，更是频繁。(67)而今见《易纬》之书，多有郑玄之注。凡此之类，都说明谶纬对经学家的影响已非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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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谶纬内容与“经”本身而言，谶纬对“经”的纲目性解说与经学家的解释差异颇大。《春秋纬·说题辞》以及其他纬书篇章对五经、《孝经》都有简明解说，兹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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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六经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开辟，皆有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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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宝书，九月经立。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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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易者气之节，含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期节，《彖》言变化，《系》设类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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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推期运，明受命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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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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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礼者，体也。人情有哀乐，五行有兴灭，故立乡饮之礼，终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体，王者行礼，得天中和。(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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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孝经》者，篇题就号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书名出义，见道日著，一字苞十八章，为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题符篇冠就。(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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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汉时无经，故这里只有五经和《孝经》。如果把其他纬书中关于“六经”总义的论说联系起来看，可知纬书作者对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作了衍说，如“受命”、“不能改一字”之类，这些与纬书神化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对《周易》则以“气”论，并以律历进行衍说，这与整个《易纬》对《周易》的发挥是相通的；论《尚书》注重“期运”和“受命”，并以之为“上帝之书”，这与纬书的帝系系统相关；(70)对《诗经》以“天文”、“星辰”作论，这与纬书多论天象有关；对《礼》是以“体”和“履”作论，这是对礼所具有的教化和规制功用作了发挥；对《孝经》则大加拔高，以其为“天地喉襟，道要德本”，这与整个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取向有关。参之第十章郑玄于《六艺论》中对“六艺”的辨彰，可知郑玄对“六经”的论说是“体”、“用”并重，纬书的理解则是重“天”。也正因为纬书的这种理解路向，在其具体的阐发中才会有那么浓郁的宗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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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谶纬与“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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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览纬书篇章，没有不涉及“天”或天象的。其中，以帝运系统与星宿等关系最为庞杂。由于纬书非一人一时所作，其论帝运帝系又多有差异和矛盾。在此仅对三皇五帝圣王之类略作梳理，以见其神话宗教的趣向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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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纬书把“五帝”与星宿、五行等联系起来，认为圣王之君临天下，是应合了北辰之星为众星枢纽的天象。在孔子等人那里，以众星“拱”北斗作比喻来说明君王应具备统治者的德行。但在纬书中，这种比喻性的说法被理解成应合与转化关系。如说“天子皆五帝精”，(71)“德含五帝坐星者称帝”。(72)进一步地，《春秋纬·文曜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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