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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成之后,今文学者往往皓首以穷一经,知识和视野变得越来越窄。扬雄则不同,他自小就博览群书,又经历了人世的冷暖,到了他作《法言》的时候,已经五六十岁了。这样的人生让他对先秦诸子思想有深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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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家和阴阳家,扬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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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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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庄周有取乎?”曰:“少欲。”“邹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义,衍无知于天地之间,虽邻不觌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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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雄看来,“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34)老子的“道德”之理,庄子的“少欲”之途,以及邹衍的“自持”操守,他都是认可的,也是他可以通达的。史书说他清静自守,未尝不是对这类思想“受用”的结果。很显然,扬雄所认为的这些学理,实际上与儒家是相通的。加上他明确排斥老庄思想中与儒家主旨无法融合的“绝圣弃智”之类的思想,则扬雄这类说法,实际上是他自觉地以“通”的方式来援道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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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家,扬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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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说之不合,非忧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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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讲求法、术、势,最终却死于采用其说的秦国之政。扬雄认为,韩非子的死与其书没有关系,而与其“道”有关系。由于韩非子的学说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他也孜孜以求得到秦王的任用,为此,韩非甚至会献媚谄谀无所不用。扬雄则认为只要恪守圣人之道,其说其人是否用于当世,都非自己所能决定,更没必要为此忧惧。以扬雄自己的人生路向看,他追寻儒家圣义,不求闻达,当自己觉得不能见用于当世时,便著书立说以求传道于后世。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扬雄对韩非子的态度,是扬雄自己发扬孔子“人能弘道”的立世观念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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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看来,扬雄认为“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36)这是说,道、法、墨、阴阳诸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致命缺憾。与对这些思想家的批评式吸收不同,在《法言》中,扬雄对孔孟和儒家极度褒扬。比如,他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37)最为重要的是,扬雄与当时流行的今文经学家和谶纬学说以孔子为“素王”或“圣王”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孟子与孔子无异。扬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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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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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信之义;蹈,行之义。在扬雄看来,孟子不仅能立说传道,还能身体力行地弘道。与孟子相比,其他思想家只是以理性(“知”)析理与事,而孟子与孔子一样,智慧地生活,刚健地弘道。进一步地,扬雄还以孟子自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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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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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以批判杨朱、墨子学说为己任,其刚勇前行的姿态,正合孔子以弘毅君子为儒者的定位。扬雄认为今文学者和谶纬学说遮蔽了圣人之道,他想以孟子为榜样,拨云见日,呈现圣人之道的真面目,也算是延续孔子“志于道”和孟子“立乎其大者”的弘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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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如今研究者往往认为韩愈乃至朱熹之后,孟子在儒家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才升高,以扬雄这样的评价看,此论有违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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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尚智”、“尚勇”的人生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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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人应该有“智”(智慧)的追求和运用。《问明》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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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杀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皋陶以其智为帝《谟》,杀身者远矣;箕子以其智为武王陈《洪范》,杀身者远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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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对大禹建言“身修”、“知人”、“安民”、“九德”(均为《尚书·皋陶谟》条目)的平天下要旨,箕子向武王陈“五行”、“五事”、“八政”、“三德”(均为《尚书·洪范》条目)等为政之要,正是因为他们有着洞明幽微的“智”,并充分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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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寡见》又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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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奔垒之车,沉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智于未奔沉。大寒而后索衣裘,不亦晚乎?”(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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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天寒地冻才找保暖服装穿,实际上已经晚了的道理一样,如果灾难已经发生了,那智慧对灾难本身是无能为力的。在扬雄看来,智慧发挥最显著处,在于它能洞幽察微,防患于未然。扬雄劝诫哀帝“留意于未乱未战”,主张接纳匈奴使者,即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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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扬雄认为“智”之所用也要有度,他说,“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则不赘亏矣。”(42)法家所谓的“诈”、“术”,儒家所谓的章句,虽然也是“知”的运用,但由于用非其道,用了反倒会招致越来越多的坏处,甚至性命不保。因此,智之效能的发挥,首先在于它是否能够判别何处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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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是“尚智”还不够,人要成为人,还必须有“勇”。《渊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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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勇”。曰:“轲也。”曰:“何轲也?”曰:“轲也者,谓孟轲也。若荆轲,君子盗诸?”请问“孟轲之勇”。曰:“勇于义而果于德,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于勇也,其庶乎!”(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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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雄看来,荆轲之“勇”,与君子之德比起来,只能算是“大盗”之勇,是不值得提倡的。孟子之勇是德义之勇,植根于心灵深处,无论贫富、贵贱、生死,都不能改变其刚健的人生取向。其实,扬雄所谓的“勇”,还是孔子所说的“弘毅”和《易传》所主张的“刚健”,二者其实都是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人生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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