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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成之后，今文学者往往皓首以穷一经，知识和视野变得越来越窄。扬雄则不同，他自小就博览群书，又经历了人世的冷暖，到了他作《法言》的时候，已经五六十岁了。这样的人生让他对先秦诸子思想有深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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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家和阴阳家，扬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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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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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庄周有取乎？”曰：“少欲。”“邹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义，衍无知于天地之间，虽邻不觌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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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雄看来，“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34)老子的“道德”之理，庄子的“少欲”之途，以及邹衍的“自持”操守，他都是认可的，也是他可以通达的。史书说他清静自守，未尝不是对这类思想“受用”的结果。很显然，扬雄所认为的这些学理，实际上与儒家是相通的。加上他明确排斥老庄思想中与儒家主旨无法融合的“绝圣弃智”之类的思想，则扬雄这类说法，实际上是他自觉地以“通”的方式来援道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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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家，扬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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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说之不合，非忧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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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讲求法、术、势，最终却死于采用其说的秦国之政。扬雄认为，韩非子的死与其书没有关系，而与其“道”有关系。由于韩非子的学说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他也孜孜以求得到秦王的任用，为此，韩非甚至会献媚谄谀无所不用。扬雄则认为只要恪守圣人之道，其说其人是否用于当世，都非自己所能决定，更没必要为此忧惧。以扬雄自己的人生路向看，他追寻儒家圣义，不求闻达，当自己觉得不能见用于当世时，便著书立说以求传道于后世。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扬雄对韩非子的态度，是扬雄自己发扬孔子“人能弘道”的立世观念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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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看来，扬雄认为“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36)这是说，道、法、墨、阴阳诸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致命缺憾。与对这些思想家的批评式吸收不同，在《法言》中，扬雄对孔孟和儒家极度褒扬。比如，他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37)最为重要的是，扬雄与当时流行的今文经学家和谶纬学说以孔子为“素王”或“圣王”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孟子与孔子无异。扬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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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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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信之义；蹈，行之义。在扬雄看来，孟子不仅能立说传道，还能身体力行地弘道。与孟子相比，其他思想家只是以理性（“知”）析理与事，而孟子与孔子一样，智慧地生活，刚健地弘道。进一步地，扬雄还以孟子自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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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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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以批判杨朱、墨子学说为己任，其刚勇前行的姿态，正合孔子以弘毅君子为儒者的定位。扬雄认为今文学者和谶纬学说遮蔽了圣人之道，他想以孟子为榜样，拨云见日，呈现圣人之道的真面目，也算是延续孔子“志于道”和孟子“立乎其大者”的弘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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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如今研究者往往认为韩愈乃至朱熹之后，孟子在儒家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才升高，以扬雄这样的评价看，此论有违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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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尚智”、“尚勇”的人生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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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人应该有“智”（智慧）的追求和运用。《问明》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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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杀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皋陶以其智为帝《谟》，杀身者远矣；箕子以其智为武王陈《洪范》，杀身者远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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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对大禹建言“身修”、“知人”、“安民”、“九德”（均为《尚书·皋陶谟》条目）的平天下要旨，箕子向武王陈“五行”、“五事”、“八政”、“三德”（均为《尚书·洪范》条目）等为政之要，正是因为他们有着洞明幽微的“智”，并充分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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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寡见》又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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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奔垒之车，沉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智于未奔沉。大寒而后索衣裘，不亦晚乎？”(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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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天寒地冻才找保暖服装穿，实际上已经晚了的道理一样，如果灾难已经发生了，那智慧对灾难本身是无能为力的。在扬雄看来，智慧发挥最显著处，在于它能洞幽察微，防患于未然。扬雄劝诫哀帝“留意于未乱未战”，主张接纳匈奴使者，即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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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扬雄认为“智”之所用也要有度，他说，“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则不赘亏矣。”(42)法家所谓的“诈”、“术”，儒家所谓的章句，虽然也是“知”的运用，但由于用非其道，用了反倒会招致越来越多的坏处，甚至性命不保。因此，智之效能的发挥，首先在于它是否能够判别何处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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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是“尚智”还不够，人要成为人，还必须有“勇”。《渊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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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勇”。曰：“轲也。”曰：“何轲也？”曰：“轲也者，谓孟轲也。若荆轲，君子盗诸？”请问“孟轲之勇”。曰：“勇于义而果于德，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于勇也，其庶乎！”(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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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雄看来，荆轲之“勇”，与君子之德比起来，只能算是“大盗”之勇，是不值得提倡的。孟子之勇是德义之勇，植根于心灵深处，无论贫富、贵贱、生死，都不能改变其刚健的人生取向。其实，扬雄所谓的“勇”，还是孔子所说的“弘毅”和《易传》所主张的“刚健”，二者其实都是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人生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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