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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表述里，六纪中看不出有什么绝对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亲情与友情的关系。六纪是三纲之纪。“师长，君臣之纪”，是说师长能教育自己，成就自己，所以把它视为为君臣之纲的纪。“诸父兄弟，父子之纪”，是说诸父兄弟有着慈爱孝悌之情义，所以把它作为父子之纲的纪。“诸舅朋友，夫妇之纪”，是说他们都能互相帮助相辅相成，所以说诸舅朋友是夫妇之纲的纪。《三纲六纪》中还说“君，群也”，君之为君在于他能领导民众，并使他们都能自觉地信服自己的领导（“群下之所归心”）；(85)而“臣，繵坚也，厉志自坚固也”，(86)如此之臣，难道会无条件地绝对服从犯有错误的君主而不谏诤吗？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夫妇”，虽然《嫁娶》篇中有“三从”之义（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没从子），但《三纲六纪》中又说“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87)道和礼是夫妇都要遵循的准则，谁也不能违背，可见夫妻关系也并非意味着绝对意义上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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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基于某些现成理论，为了批判的需要而进行断章取义式的理解，虽然简捷而有力，但对典籍本身而言，可能会产生很多误读乃至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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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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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在《后汉书·曹褒传》末尾“论”中，对汉制变迁以及叔孙通为汉制仪等事件，作了简略评述。(88)紧接着，他对白虎观会议及其结果，不无褒扬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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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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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宪”即指《白虎通》。仔细辨析《白虎通》中现存的四十三个主题，其中有三十个主题与古代社会、政治、风俗制度直接相关。因此，在制度层面上，从其“通义”的意义上说，《白虎通》无疑是具有制度总结意义的“国宪”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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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虎通》制度类主题的具体内容看，其中有颇具汉代特色的制度总结。除了上文已经述及的祥瑞、灾异、爵位、封禅等内容外，还有谏争、考黜等，其中最有意味的是汉儒对“不臣”和“师”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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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儒者们通过怎样的隐晦途径来对王权进行限制，并为自己争取尊严的。在儒者们看来，即便帝王是人世的至尊，也并非拥有绝对的统治力。帝王在敬畏天地先王之外，还必须对人世的很多人和事保持肃敬之心。《王者不臣》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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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有暂不臣者五，谓祭尸、授受之师、将帅用兵、三老、五更。(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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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征引的是《孝经纬·钩命决》之义。(91)按照《白虎通》下文的论说，在严格的君臣序列关系中，上述五种情形王者不能以帝王身份与其相处。一是祭祀时的“尸”是祖先之神的象征，为“尸”之人在祭祀中可以不受君臣之礼的约束，王者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这点体现了孔子“慎终追远”之义。二是对授业的老师，君主不能以帝王身份对待，这点是对西汉中后期帝王“尊师重傅”传统的延续。如前文所引明帝看望老师桓荣，至街口停车舆，步行到桓荣家。三是对在外用兵的将军们，不得以君臣之义掣肘。这是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老传统的发挥。最后是对“三老”、“五更”，必须持有充分的尊重。一般说来，汉代的“三老”、“五更”是指从三公和九卿位置上退休的且德高寿长的硕望之人。名之以“三老”，是指此人已通达天地人之道；名之以“五更”，是指此人深得五行更替之理。(92)这两者可以不对君主施礼，也无须答拜君主之礼。而且，君主在重大的国家礼仪中，都必须亲手奉其所祀，“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即皇帝要像侍奉父亲和哥哥那样对待“三老”、“五更”。(93)这是汉代君主倡导儒家之仪的重要内容，也是儒者获取尊严的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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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君主还得对“先王老臣”、“春秋单伯”（代指德高望重的三公九卿）、“盛德之士”、“诸父诸兄”五类人保持必要的尊敬，不得直呼其名。《王者不臣》引《韩诗内传》说：“师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伯，鲁臣者亡。”(94)这显然是用来教训君主的。凡此之类条目，实际上是先秦儒者主张的士为王者师在东汉儒者那里的回响。章帝亲自参与了白虎观会议的疑义裁决，但其中尚有许多对君主限制的条目，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理念深入政治意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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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汉儒如何秉承先秦思想中的尊师重傅观念，来强调“师”的重要性。《辟雍》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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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自然之性，必立师傅焉。《论语谶》曰：“五帝立师，三王制之。”帝颛顼师绿图，帝喾师赤松子，帝尧师务成子，帝舜师尹寿，禹师国先生，汤师伊尹，文王师吕望，武王师尚父，周公师虢叔，孔子师老聃。天子之太子，诸侯之世子皆就师于外者，尊师重先王之道也。(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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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了这么多圣王有师的例子，其实只是为了说明，天子诸侯再怎么秉承天命，也得向老师学习为君之道。这样，在《白虎通》中，儒者们以先王之道的名义，为儒家甚至是自己所从事的经学事业争得了“国宪”权利。只不过，他们赖以立论的根据来自《论语谶》而已。而他们之所以选择“谶”，不选择先秦子书或《史记》中的相关记载，正好说明谶纬之说在当时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正如第四章我们指出过的，谶纬学说之所以要神化孔子，其目的之一可能是汉儒为自己的“经世致用”寻找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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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无论是追溯某制度的历史渊源，还是隐晦辨析当代行政，《白虎通》中都贯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意识和礼仪精神。如论帝王之有社稷，是为民求福功，此于《社稷》篇可见；论帝王封贤设官都应“为民”，此于《封公侯》篇可见。而《礼乐》、《乡射》、《丧服》、《嫁娶》等篇，是对先秦和汉代风俗的综合。至于其中的《谏争》、《考黜》等篇，与汉代的制度更是密切相关。凡此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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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须注意的是，汉代制度文化作为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制度文化的模板，历经两千年而无根本的变动，这点本身就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就《白虎通》而言，其中许多论说虽然为皇权张目，或者有浓郁的荒诞迷信意味。但另一方面，贯穿于《白虎通》的也有一种深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一方面使得它以古老的“天人关系”思想作为立论的基础，融合了汉代的今古文经学、谶纬学说、黄老医学；另一方面，它又深入历史文化的源头，为汉代制度和文化寻求渊源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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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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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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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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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第1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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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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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第1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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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衡·效力篇》，《论衡校释》，第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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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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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前两次为盐铁会议和石渠阁会议。参见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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