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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重点介绍了董仲舒的公羊学大一统理论，何休在《解诂》中对董仲舒的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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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诂》的注文看，何休“五始”条列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涉及的都是王者。何休认为，“《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73)以此，他从自然推论人事，在“隐公元年”的“解诂”中特别注重对“元”的阐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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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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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休看来，受命之王即位的第一年（“始年”）不说“一”而作“元”，是因为“元”为“气”，是一切的初始，天地也由之而起。这意味着受命之王应该接续天地的养育之德，“继天奉元，养成万物”。然而，王者之所以能承担“大一统”的重任，是因为“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75)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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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之所以如此注重“大一统”，是有其现实原因的。汉末外戚宦官交替干政擅权，作为“大一统”载体的王权非弱即衰。何休认为要摆脱这样的困境，必须重振王纲，“一法度，尊天子”，(77)在他看来，“君臣之义正，则天下定矣。”(78)所以，《解诂》中随处可见何休强调王权的权威。一方面，他认为天子的地位和尊严应该得到尊重，他说：“衔王命会诸侯，诸侯当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79)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诸侯、卿、士等不得专权，更不能侵权和擅权。在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的问题上，何休说：“未得白天子分别之者，但欲明诸侯尊贵，不得自相治，当断之于天子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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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何休试图以强化德性修养和礼制伦常的方式来为大一统奠定文化与道德基础。他说：“郑背叛，本由桓公过陈不以道理，当先修文德以来之，而便伐之，强非所以附疏。”(81)认为没有德性的统治或交往是不能服人的。他又以齐桓公和晋文公为例来说明德性对于治理天下的有效性，说：“唯齐桓、晋文能以德优劣、国大小相次序。”(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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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虽然今文经学在汉末衰败有加，但何休倾心倾力建构起来的公羊学理论，不仅是公羊学本身的新发展，也是今文经学在汉末的回光返照。但何休《解诂》的公羊学返照并非转瞬即逝，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春秋》公羊学成为当时的显学。故钱穆先生说：“晚清今文经师之所以张大其说者，尤恃何休之《春秋公羊解诂》，以为今文博士微言大义所赖以存。”(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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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郑玄对汉代经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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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今山东高密县）。其先祖“本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八世祖郑崇为西汉哀帝时的尚书仆射，“数求见谏争，上初纳用之。每见曳革履，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郑崇曾得罪哀帝母傅太后和宠臣董贤，尚书令赵昌又诬陷其交游有谋，对此，郑崇坦然对哀帝说：“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最后冤死狱中。(84)据贾公彦引郑玄《周礼注》之“序”称，对东汉古学兴起有功的郑兴、郑众父子是其“同宗大儒”。(85)以此可见郑氏宗族的学行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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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自幼“好学书数”，兴趣极为广泛，十三岁时能“诵五经，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86)稍长为“乡佐”，在休假期间常到郡县学校学习。其父曾因其“不乐为吏”而“数怒”。当时的北海相杜密到高密巡视，很欣赏郑玄，于是召为署吏。再后来，郑玄到太学学习，先师事京兆第五元先通晓《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这样，郑玄“年二十一，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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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郑玄游学于幽、并、兖、豫州各地。桓帝延熹二年（159），由于山东“无足问”者，三十三岁的郑玄通过卢植而得以到马融门下学习，但马融弟子多，又因是皇亲而慢待士人，以致他三年都未能得到马融亲授。但郑玄未尝怠倦，直到某天郑玄解决了马融和卢植都不能解决的天文历算问题，“融见奇之，引与相见，自篇籍之奥，无不精研。”(88)郑玄后来辞别马融，马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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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延熹九年，郑玄回到故乡高密，“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灵帝建宁二年（169），第二次党锢祸起，郑玄因是杜密故吏受牵连，“坐党禁锢，十有四年”，此间，“隐修经业，杜门不出。”(90)这段时间是郑玄学问成熟期，一方面他与何休论战，光大了古学，另一方面，成就其嘉惠后世的“三礼”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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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帝中平元年（184），朝廷被迫解除党禁，被赦的郑玄此时已享誉士林。自此而后，朝士豪强争相举荐，郑玄都不应：186年以平民装束见大将军何进，不应其府辟；188年被征为博士，不至，又被后将军袁隗举为侍中，以父丧不至；189年被董卓征，不应；191年避难徐州，徐州刺史陶谦对其颇为敬重；195年刘备继任徐州刺史，以师礼待之；196年受北海相孔融之邀回高密，作《戒子书》；197年袁绍邀其相会，表为左中郎将，不应，朝廷又征为大司农，“以病自乞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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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帝建安五年（200）春，郑玄病，袁绍令其长子袁谭遣使逼迫郑玄随军到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六月卒。“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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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在《儒林传》“赞”中不无遗憾地说：“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涂方流别，专门并兴。精疏殊会，通阂相征。千载不作，渊原谁澄？”(92)其实，他在《郑玄传》“论”中已经自答了“千载不作，渊原谁澄”的追问，即“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93)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讲，郑玄穷其毕生才力综合两汉今古文之学，既是对汉代儒学尤其是经学发展的总结，又为后世儒学的光大奠定了文本和阐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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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见郑玄著作比较完整的有《周礼注》、《礼记注》、《仪礼注》、《毛诗笺》，以及《周易注》中的《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注，它们都收录于《清人注疏十三经》中，中华书局有新式标点整理本行世。郑玄其他的著作都散逸了，少数残篇散见于后人的注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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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注群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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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贾逵注重《诗》、《尚书》、《春秋》之学的话，马融则在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同时，还注重子学，注解了《老子》、《淮南子》、《离骚》等。由于资料的缺失，如今我们难以知悉贾、马之学对郑玄的具体影响，但从郑玄的著作目录和流传至今的著作上，我们依然能看出郑玄承续了贾、马融通汉代今古学的趣向。从整个儒学演变的情形看，贾、马之作百不存一，而郑玄有关《诗》、《礼》的作品自唐太宗时代开始，就一直被视为士人的标准读本，并流传至今。撇开不可知的典籍流传过程中的失传因素不谈，这种情况起码说明郑玄的著作在汉后的世代儒者那里得到了广泛认可。而无论其原因如何，有一点毋庸置疑：从他们整个人生进程看，相较于贾、马二人，郑玄不仅更具儒者的君子品格，也更具“实事求是”的学者精神。因此，虽然贾、马、郑三人都有融通今古文经学之功，但郑玄在融通之外，既有总结之功，又有启发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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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说：“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94)的确，郑玄对汉代经学的总结，最明显的证据即是他遍注群经。现据可考的史籍记载，把郑玄的著作列表（表十五）如下，再稍作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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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郑玄著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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