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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此表主要据王利器先生《郑康成年谱》中的“著述”部分内容，以及杨天宇先生《郑玄三礼注研究》第二章《郑玄著述考》的内容制成，择善而从。2．表中“纬”部一栏所列书目，并不表示郑玄事实上遍注了纬书，只是因为典籍中有证据证明郑玄曾注过某类“纬”下的某部或某几部纬书，故以类“纬”之名为其书目名，如郑玄曾注《春秋》纬《春秋运斗枢》，而《春秋》纬有十三种之多，我们无法证明郑玄没有注过其他《春秋》纬，故以《春秋纬注》名之，余者类推。3．表中“驳”目下，《发公羊墨守》、《针左氏膏肓》、《起穀梁废疾》虽没有“驳”之名，但考虑到三者是反驳何休之作，故归入“驳”类。4．“春秋”栏中《春秋左氏分野》、《春秋十二公名》的内容不可考，但其出现在《隋书·经籍志》“《春秋左传例苑》十九卷”注中，勉强以附录形式列入《春秋》类的“注”中。5．《隋书·经籍志》又载有《郑玄集》，但其时已亡，故篇目内容皆不可考，故不入本表。又，郑玄门人弟子编郑玄与弟子问答的《郑志》以及门人弟子所记郑玄之言而成的《郑记》，由于二者非郑玄亲著，且多散佚，也不入本表。6．郑玄尚有《戒子益恩书》未入本表，以其难以入类故。后文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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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郑玄不仅遍注群经，还注纬历术算等，这说明前引袁宏于《后汉纪》中说郑玄和马融“于篇籍之奥，无不精研”，范晔于《郑玄传》“论”中称其“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绝非虚言。就表中所示，应作申述的有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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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郑玄所有述作名目中，“注”类作品最多。在“注”类中，郑玄对《书》、《礼》、《易》、《左传》以及众多纬书等都作了注，且以“礼”、“纬”二类居多。由于上述“说明”中的缘故，郑玄注纬名目多，并不说明注纬是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主要内容。从上文生平介绍可知，其中年之后用力最多的是注“三礼”，而注纬大概是青壮年时受当时流俗影响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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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参照第六章的“经注名目”表可知，“笺”是郑玄唯一使用的汉儒经注形式，而《毛诗笺》也是“笺”这一形式的唯一汉代作品。考郑玄《六艺论》：“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议别也。”(95)由此可知，“笺”是郑玄发明《毛诗》幽旨的一种经注方式。也就是说，这是郑玄独创的申述己意的注经方式。再考史籍，“谱”也是当时郑玄独用的方式，其《诗谱叙》曰：“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96)两相参看，即知郑玄以《毛诗谱》来统率其“笺”，而“笺”反过来又申“谱”之义。如此咏注《诗经》篇章，郑玄乐在其中。考虑到汉时注《诗》儒者众多，而今三家《诗》已渺茫难知，独有郑“笺”的《毛诗》流传至今。这不能说没有郑玄此类经注的独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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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非“注”类作品中，除了“谱”外，尚有“图”和“目录”。这说明，郑玄在通行的“注”之外，力求以更为直观简明的方式来呈现经的面貌。尤其是“目录”，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已经指出过的，这是郑玄承续刘向之意整理注释“三礼”的重要门路。“三礼”流传至今，与郑玄这种努力是分不开的。详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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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非“注”名目中以“驳”和“答”类居多，其中又以与何休的论难居多，这是众所周知的郑何论战，已于第六章有论，在此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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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郑玄遍注群经，其次序如何？按照清代礼学研究重镇黄以周在其《答郑康成学业次第问》中所论：以郑玄从学的先后论，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次治《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最后治《毛诗》；而以注经的先后论，则先注《周官》，次《礼记》，次《礼经》，次古文《尚书》，次《论语》，次《毛诗》，最后注《易》。(97)而皮锡瑞在其《六艺论疏证》中说：“郑学宏通，本先今而后古，著书次序，实始纬而后经。”(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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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氏之论，是就今、古之学和经、纬之别而论，其意正好说明黄以周所论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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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彰“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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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之遍注群经，并非随读随注，而是有着他自己对经纬子算历律等的总体理解。张舜徽先生在其《郑氏校雠学发微》中说：“《六艺论》虽已早佚，然就其残存者观之，知郑氏理董旧文，首在辨章六籍体用。”(99)下面，主要以严可均和马国翰所辑佚的《六艺论》为主，来看郑玄是如何看待“六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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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诗经》，郑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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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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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所谓“弦歌讽谕”，即“诵其美而讥其过”，这是汉儒“诗教”之说的延续。不过，郑玄还是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远古之时的社会政治情态是朴质诚恳的，之后防止奸伪的礼制兴起，改变了原来那种君臣之间的朋友关系，以致“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这就又弱化了谏诤效果，于是人们只能通过《诗》来曲折表达。而《诗经》对于诵注者的效用是：“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101)《诗经》因此成为人乃至社会政治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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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尚书》，由于《六艺论》仅载“若尧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犹求于群臣，举于侧陋，上下交让，务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谓也”。这说明郑玄比较注重君主的任贤。但这不足以说明是郑玄对《尚书》的综合看法。孔氏正义引郑注虽多，但多为史实条梳与字声字义正读，(102)难见郑玄《尚书注》之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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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礼》，郑玄认为，“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而“唐虞有三礼，至周分为五礼”。其内容和功用是：“礼者，序尊卑之制，崇让合敬也。”(103)郑玄的礼学以《周礼》为核心，已为研究者共识。郑玄对《周礼》的起源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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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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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郑玄认为《周礼》为周公所作，且是周代礼制根基。他精研《周礼》，并以“吉凶军兵嘉”作为其注“礼”的纲目，其《三礼目录》集中体现了这点。第四章已经论及，在此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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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源上讲，郑玄认为《春秋》是“右史所记之制，动作之事也”。(105)而从其在六艺中的地位上看，则《春秋》为“大经”，《孝经》为“大本”。他注《礼记·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断以文王、武王之法度。”(106)又认为：“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107)另外，郑玄认为《春秋》三传也有优劣，他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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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最后注《易》，其《易》学源自费氏《易》，这是《后汉书·儒林传》所明言的。郑玄认为《易》有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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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周道周普，无所不备。(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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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此说的确切渊源不详，但他以为《周易》为“周道”的观点，则广为称引。至于“易”为何义，郑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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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据兹三义之说，易之道，广矣大矣。(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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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这里“易”之“三名”源自《易纬·乾凿度》。无论其源如何，郑玄以之为“易之道”，正好印证他以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遍注群经的刚健人生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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