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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如此，臣僚亦然。王符认为这是天意的内在要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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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天之所甚爱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民，达上则思进贤，功孰大焉﹖(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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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为“民之统”，(99)与其说这是“天授”，倒不如说是上古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在现实中，君主不可能包办百事，正如君主替天统理民众一样，人臣也是“受君之重位”，担负起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职责。又因为“天之甚爱者，民也”，民为邦本，则作为日常管理者的人臣，“安而利之，养而济之”，既是其“任职”的内容，也是其替君主“牧民”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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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遭遇内忧外患的东汉王朝，王符在《潜夫论》中退而求其次，把上述这种“民为国基”的政治理念，转化为一种君主当下必须慎重处理的利害关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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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仁恩，且以计利言之。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愿察开辟以来，民危而国安者谁也？下贫而上富者谁也？故曰：“夫君国将民之以，民实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受天永命，窃愿圣主深惟国基之伤病，远虑祸福之所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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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对羌战争的耗费达二百四十亿之巨。这样的耗费，自是以民生凋敝为代价的。故王符引用《国语·楚语》“民实瘠，而君安得肥”所蕴含的道理，来说明“国基之伤病”即是祸难之所生。这是忧虑，更是警告。除此而外，王符还有同情和期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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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况灭没之民百万乎？《书》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于子也，岂可坐观其为寇贼之所屠剥，立视其为狗豕之所噉食乎？(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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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是孟子式的“不忍人”之政。虽然这样的呼告没能摆脱“家天下”的传统政治取向，也显现出王符并没有超出前人而建构出更值得后人汲取的政治理论，但其中所包含的对民众的同情和对当权者的失望与愤怒，则表明王符作为“衰世”的儒士，有一颗正直而温暖的心，而这是最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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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法治”思想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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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制，即是说汉代的国家制度（如郡县制和三公九卿制）和行政方式（如“以吏为师”），基本上是承续了秦帝国所遵循和运用的法家模式。这作为一种共识已经被研究者所认可。前文已经论及西汉时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的意味所在。到了东汉，光武帝虽说以儒家的“柔术”治世，但汉帝国的行政理路还是法家式的。只不过，到了东汉中后期，这种治理方式的效用大打折扣，以致王符有“衰世”之论。从《潜夫论》看，王符深度反思了之前儒法杂糅的治理方式在东汉效用不著的原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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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宣皇帝兴于民间，深知之，故常叹曰：“万民所以安田里无忧患者，政平讼治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于是明选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见之，观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赏。奸宄减少、户口增息者，赏赐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乱无状者，皆衔刀沥血于市。赏重而信，罚痛而必，群臣畏劝，竞思其职。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凤皇而来麒麟，天人悦喜，符瑞并臻，功德茂盛，立为中宗。由此观之，牧守大臣者，诚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选练也；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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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式》是王符反思汉代制度得失的专论之篇。这里王符总结了宣帝庙号之为“中宗”，宣帝之世“治安世平”、“天人悦喜”的原因，是因为宣帝深谙儒法诸家都强调的“名实相符”的治世精神，以及法家“赏重而信，罚痛而必”的治乱之道。而相对于宣帝的“中兴”之治，王符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失去了原初的治世精神和治理效用，以致“有功不赏，无德不削”。(103)按照“牧守大臣者，诚盛衰之本原”的经验化的思考路向，王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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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下土边远，能诣阙者，万无数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县负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书。此皆太宽之所致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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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这里说的是光武倡导的“柔术”治理，在现实社会中造成了“太宽”之弊。其表现形态是，作为国家治理之关键的地方官不能严守律制，以致管理者废“公事”而“专情务利”，这不仅会导致法律和政令双重废怠，也让行政和司法部门陷入不作为的境地。而这样又会带来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结果——作为“国基”的民众，有冤不得申，有讼不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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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进一步追溯造成这种“宽猛”失衡的原因，认为看似剪不断理还乱的众多社会和法律问题，其源头其实并不复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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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一岁断狱，虽以万计，然辞讼之辩，斗贼之发，乡部之治，狱官之治者，其状一也。本皆起民不诚信，而数相欺绐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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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千头万绪的问题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即是民众失去诚信而相欺。抓住这个引发问题的“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故王符又从“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的治理路向来论说他的法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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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法”本身，就其起源来看，是“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不能已者，则为之立礼制而崇德让；人所可已者，则为之设法禁而明赏罚”。(106)这是说，儒家注重的礼与德是因人类固有的“情性”而有，因情性的不可绝去，故其精神在疏导节制，而法家所注重的法令则是因人类可去可有的东西而立，故可去者禁罚，可有者劝赏，其目的是“惩恶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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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的精神看，王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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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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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立“法”的终极依据是人类社会的善恶价值。之所以要“立法”，是因为善人可以为善，故要保护善人为善的诸多权利和可能；而邪人必须改过，故要惩罚其祸而促其改过。这就是“法”的实质。但问题是，如果等到恶行发生了再去惩罚的话，法挽救不了恶行已经造成的损失和伤害。王符非常敏锐地看到这一未曾引起前人足够重视的问题，于是，他提出“制法之意”。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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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制法之意，若为藩篱沟堑以有防矣，择禽兽之尤可数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奸宄虽众，然其原少；君事虽繁，然其守约。知其原少，奸易塞；见其守约，政易持。塞其原则奸宄绝，施其术则远近治。(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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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的这一说法有其较为直接的儒、法思想渊源。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他意识到既然刑杀不可能惩绝所有恶行，而“塞原”又应有起始处，则从何处“塞”和如何“塞”就是问题的关键。这就是“立法”设“防”之“意”：恶行总有其藏身地以及其未行而将起之时，在此时此地设防，是“法”发挥效用的最佳选择；如果有恶行已经发生，则择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惩戒，以对相类的恶行起到警防的效用，这也不失为塞原守约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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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王符还就“法”的适应性问题，提出“变”与“不变”的主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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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化异则乱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约，孝文除克肤之刑，是故自非杀伤盗臧，文罪之法，轻重无常，各随时宜，要取足用劝善消恶而已。(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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