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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35 法的精神既然是“劝善消恶”,但因为善恶的形态在不同的时空中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故要“各随时宜”,“革定法”以应时。对于那些人类社会中的一贯之恶(如杀人、盗窃),因为法的惩恶的实质要求,对其进行惩罚的原则是不可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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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37 就“法”的具体执行而言,王符秉承法家的“严行”理路,认为“法禁所以为治也,不奉必乱”,主张“政令必行,宪禁必从”。他举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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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39 诸一女许数家,虽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还私家,则此奸绝矣。不则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乃可以毒其心而绝其后,奸乱绝则太平兴矣。(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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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41 这大概是针对当时婚配情形混乱的现实而言。王符认为,对那种一女许数家的人而言,无论其情况多么特殊,即便是有“大赦天下”的诏令,也不能因为赦令而姑息这种破坏风俗道德的奸猾之行。这说明,即便是君主施行仁德的举措,也不得破坏“法”之惩恶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在此意义上,法的尊严高于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如果犯法之人不遵守这样的法令,则对其进行严酷惩罚(“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这说明,必须以严格执法的方式来实践立“法”设“防”(此案中体现为“毒其心而绝其后”)的原则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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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43 其次,王符就如何进行“法治”展开了他带有浓重儒法互补意味的论说。在他看来,由于“法也者,先王之政也”,(111)又因为“法以君为主,君信法则法顺行,君欺法则法委弃”,(112)则君主自身必须对“法”保持尊重和信从,法的尊严和君主的权威才能同时得到保证。在此意义上,政令才能畅通,法的效用才能得以发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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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45 是故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则君位于上,而民氓治于下矣。(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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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47 法的内容有其自身的历史价值性(“先王之政”),其效用的发挥,体现在它对国家社会中的合理秩序的维系上,但这种价值性和秩序性如何在现实中体现出来,首先即取决于君主是否能“思正以出令”。这事实上对“布令”之“君”有了正义的要求,即君主之有尊位,是因为君主必须是“身有义”。另一方面,“明王审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黩教以辱命”,(114)君主在出令和行法的过程中,都应该“官政专公,不虑私家”。(115)这样才能“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称其职”。(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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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49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王符承继申、韩的术势理论,认为那是君主“法术明而威权任”使然。(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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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51 在王符看来,君主之“明”来自纳谏“兼听”,而君主之不拒言,虽然“未必言者之尽可用”,却能拒“无用而让有用”。(118)基于此,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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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53 夫明据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则利断金。能知此者,两誉俱具。要在于明操法术,自握权秉而已矣。所谓术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谓权者,使势不得乱也。术诚明,则虽万里之外,幽冥之内,不得不求效;权诚用,则远近亲疏,贵贱贤愚,无不归心矣。(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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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55 显而易见的是,明主能纳下言,则臣下言无不尽。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君主如何驾驭“言无不尽”后的臣下。王符归之于“术”和“势”。与申、韩不同的是,这里的“术”不仅是申、韩所注重的“以上驭下”之法,更有一种求“实”讲“信”的行政精神。同样地,王符也并不把“势”简单理解为时代或国家的“大势”,他更注重在尊卑有序的权“势”的前提下,由“术”的恰当运用而营造出的治理氛围,如纳谏兼听使得群臣不得不追求实效而不敢欺上瞒下,即是一种臣下的为官任职的心理之“势”。在此意义上,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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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57 凡为人上,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治势一成,君自不能乱也,况臣下乎?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乱势一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是故势治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懃之不治也。(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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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59 这里的“势”,即是由严格遵循法令而形成的治理氛围(“治势”)。这样的氛围,与其说是明法术的结果,倒不如说守法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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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61 综合《潜夫论》的“法治”思想,王符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是:君主是接受天所授予的“民之统”的职责之人,“明”、“公”、“义”等是这一职责的内在要求。君主虽然掌握并行使权力进行赏罚,但却不应当把这种重要的权力和职责让渡给他人。(121)君主应当以“明”治国,而“明”则意味着没有偏见、下情上达,同时也意味着君主应该是一个有着非凡辨别力和心胸博大的聪明人。(122)君主必须以“公”的原则来制定和推行法令,(123)不然他就辜负了天意。君主“法天而建官”,他必须秉“公”按照为“民”的原则来委任臣僚,臣僚也必须为了“民”的利益而“任职”。否则,他们就是“偷天官以私己”。(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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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63 这样的制度设计,特别是他对君主本身进行“明”、“公”、“义”的品格和责任的限制,以及君主本身也必须维护“法”的尊严,使得他的思想与其前法家的理论有很大不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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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65 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无常行,亦无常弛,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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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67 由于法是“先王之政”,“令”是君主一“己之命”,则所谓的“法令行”能否达到“国治”的效果,是以“明主”及其“敬法”为前提的。王符注重“法”的作用同时又过于依赖君主的作用,与其说是其思想中难以解决的矛盾,倒不如说是他在融合儒法治世理论时所遭遇的困难。或者说,这是作为儒者的王符试图以法家的治世方式与精神,建构挽救正在快速衰败的东汉王朝的理论时所面临的困难。陈启云因此而评论道:“对王符来说,圣君和‘大同’之世只不过是悠远的希望。”(126)王符自己大概也意识到这样的困难,于是他试图以古老的“选贤任能”理论来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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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69 四、“贤治”理论的再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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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71 “选贤任能”作为古人一直追求和实践的行政方略,在先秦诸子那里即已得到充分阐释。《潜夫论》有《思贤》和《贤难》两篇专门论“贤”,王符之所以老调重弹,与他着重批判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中的“位非其人”现象息息相关,这或许正是他“贤治”理论的老调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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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73 大概是先前的同类思想资源较为丰富,王符汲取较多,故其“贤治”说层次极为清晰。大致说来,其内容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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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75 一,贤与“国基”。王符在追溯政治何以清明有效的《本政》篇中,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论说得天下“真贤”是周公可以为宰辅致太平的关键。基于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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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77 夫天者国之基也,君者民之统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将致太平者,必先调阴阳;调阴阳者,必先顺天心;顺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审择其人。是故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圣人知之,故以为黜陟之首。书曰:“尔安百姓,何择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发颂声也。(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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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79 这里的主旨是:由于天以民为心,则顺天之道即是安民之法。而人臣之所以为“治材”,实际是因为他们是君主治理天下之“器”。因此,安民之事的首要事务即是“审择其人”。不得其人,则失其政,终而会“逆天心”,毁“国基”。王符在此有一个反向思考,即“明选”虽是存亡治乱的基础和关键,但所“明”的首要事并非是选贤人,而是黜奸邪。否则,奸邪在位,贤人选出来也无法发挥作用。由此,王符又注重另一层面的问题,即下面的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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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81 二,是否有贤。从逻辑上讲,选贤的前提是要有贤可选,否则选贤的策略和制度本身就失去存在的基础。王符坚信贤人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会存在,他重复先秦诸子的老调说:“夫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贤材之生,日月相属,未尝乏绝。是故乱殷有三仁,小卫多君子。”(128)即便是“乱殷”、“小卫”,也多仁人君子,更何况“以汉之广博,士民之众多”,怎么能说没有贤人呢?由此,引发第三个问题,何以当世“官无直吏,位无良臣”。(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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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6483 三,“贤难”。《潜夫论》中有《贤难》篇,专门论说为贤、进贤、用贤的难处在哪里。其开篇即说:“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贤难也。”王符的“贤难”,有三层意义,一是所谓贤难,并非是说贤的资质和内涵(“直体聪明服德义”)缺失,而是“贤之难得尔”,故难的不是贤者本身,而是贤者“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130)二是贤难并非指贤人没有为官任职的能力,而是指为官任职建功后不能免除“宿夜侍宴”之类无益于世的俗务,以致难副“贤”名。“大圣群贤,功成名遂”既然都得如此,那些“畎亩佚民、山谷隐士”如果为官任职后,时论还能相信他们是“贤”么?(131)王符在此敏锐觉察到人世评论中“贤”之标准过于严苛乃至混乱的问题,即“名”到底依据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副“实”。三是贤进之难,王符认为:“凡有国之君,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如此,“主有索贤之心,而无得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132)造成进贤难的原因除了君主无“术”得贤外,还有在位的奸邪群臣嫉贤妒能的缘故。这样,王符就不得不探讨如何选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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