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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杨氏的家学不仅没能在杨彪那里发扬光大，其刚劲匡政的门风到他那里也衰失殆尽。儒学及其自身所含蕴的价值在汉末的衰败遭遇，杨氏家族的演变轨迹可视为它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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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前文已经论及的宗室刘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244)在黄巾起义之后，他上书指斥宦官后遭诬陷，自知必死，对来收捕他的使者说：“今反受邪谮，恨不与伊、吕同畴，而以三仁为辈。”说完便自己“闭气而死”。(245)其死与杨震不愿受辱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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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应说明的是，这种悲愤赴死与李膺、陈蕃、范滂的慨然赴死，(246)意蕴稍有不同，杨、刘之死，是对儒学所蕴含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价值无从发挥的悲愤之举，也是他们对自己无力惩奸罚恶的无奈选择，他们的自杀，看似对社会、政治、君主的绝望，实际上其深层包含的是对自己毕生精研的儒学及其价值的遗憾。而李、陈之死，则是一种慷慨意气，他们甚至期望由此一死而实践和成就儒学担责行义的政治伦理。这种对死的态度和期望，与其说是对儒家思想的践履，不如说是一种风度的表征，而这与超脱对死的恐惧的庄子思想，事实上有着相通之处。或许，玄士对死的态度也可由此析出一点历史的渊源。(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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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哲保身。明哲保身之法，素为中国士人所重，其原因乃在于士人生活情境的复杂和君主意愿的难以测度。早在西汉早期，名相萧何为民治产却遭系狱，他自己便不得不以穷俭之法为子孙后代的安全作谋划。(248)到了中兴之主宣帝时期，司隶校尉盖宽饶一番话，更是别有意味。史载，盖宽饶针对宣帝岳父平恩侯许伯迁居侯第的盛大欢舞场景，仰视华屋而叹：“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所阅多矣。唯谨慎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249)即如前文崔骃劝诫窦宪的话语一样，在盖宽饶这种感叹与劝诫相交织的话语中，显现出入世儒者的审慎心态。后来，刚直廉洁、体恤下情的盖宽饶认为多用文法吏的宣帝使得“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250)乃依据四时运行之理，劝诫宣帝不可“以刑余（指宦官）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惹得宣帝大怒，要拿他系狱审问，盖宽饶为保持儒臣气节，不愿受法吏审问，“引佩刀自刭北阙下。”(251)汉宣帝处理盖宽饶的事件表明：在专制政体下，皇权总是无法克服自身狭隘的好恶，尤其是入世儒者与皇权处于紧张态势时，与皇帝的刚愎自用、少有忌惮相对，士大夫总是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弱势境地。这样的情形，如果没有萧何那样的生存智慧，则入世儒者要么屈服以保身，要么退处以隐居，要么如盖宽饶那般以死抗争。但正如刘向所言，“贤者非畏死，避害而已。”(252)在整个入世的儒者那里，真正以死抗争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二者。下面看汉末两位重要人物是如何明哲保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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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广少孤贫，亲执家苦。”后来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253)自此，胡广“典机事十年”，后又任济阴和汝南太守，以及掌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汉安元年（142），迁司徒。146年，梁冀毒死质帝后，起初胡广与李固等一道主张立清河王，与梁冀相左，但当梁冀第二天“重会公卿”，意气凶凶地要立蠡吾侯时，“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之。皆曰：‘惟大将军令。’而固独与杜乔坚守本议。”(254)但李、杜独木难支，在胡广等公卿默许下，梁冀立了桓帝，而胡广在此之前也代李固为太尉，录尚书事，且因“定策立桓帝，封育阳安乐乡侯”。李固临死前，作书深责墙头草胡广、赵戒只重禄位而不以国家为念。广、戒虽然“得书悲惭，皆长叹流涕”，(255)但这或许只是一时感动而已。而后，胡广又拜司空，告老致仕没多久即以“特进征拜太常，迁太尉”。此后，无论政局如何变幻，无论胡广是否受罚，他总能去而复来，在太常、太尉、司徒、太傅等高位上转来转去，安然地看着同僚杨震、李膺、陈蕃相继死去。当时有谣谚评论他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256)更为人所痛的是，他还与中常侍丁肃联姻以求更多的自保力量。《胡广传》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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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广）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时。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蕃等每朝会，辄称疾避广，时人荣之。(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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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顺、桓二帝时期是外戚和宦官势力大张时，而胡广在三公位三十多年，如果他真的“所辟命，皆天下名士”，那么他所举荐的人，大概也多同他一样，是深谙自保之道的庸才“名士”，而这样的庸才充斥着当时的朝廷。(258)唯有如此解释，才能说明本章第一节所论的“清流”斗争为何屡斗屡败。其原因即在于朝廷无所作为的“名士”乃至“浊流”人士太多，“清流”无论是数量还是力量上，都是少而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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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就是胡广这样的人，竟然还对扬雄所作的《十二州二十五官箴》进行补缺，“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259)由其一贯自保的为政作风来看，这《百官箴》也同他无所作为、八面玲珑的为官之术相类，空洞无物，却装腔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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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广活了八十二岁，172年死去。死后极尽尊荣，“（灵帝）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缞绖殡位，自终及葬。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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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明哲保身的著名例子是荀爽。荀爽十二岁时即通《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而称之说“可为人师”。起初，荀爽有乃父之风，不仕而隐，延熹九年（166）被举为郎中，对策上闻之后，即弃官。后“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献帝即位，董卓辅政后征辟他，虽然荀爽欲逃跑，但由于“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复就拜平原相”。还没到官，路上又被追为光禄勋。到官后，“视事三日（月），进拜司空。”这样，从被征命起，到他位居三公，连着赴任赶路的日子，才九十五天。(261)这些看起来是董卓逼迫使然，但征诸《后汉书·杨彪传》，初平元年（190），司徒杨彪与董卓争议是否迁都长安，司空荀爽见董卓怒气冲冲，便从容地说：“相国岂乐此邪？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听了荀爽的这番话，董卓的怒气稍稍平息下来。危乱之际，这样的从政之术自可视为助人避祸的好心。但此事后，“爽私谓彪曰：‘诸君坚争不止，祸必有归，故吾不为也。’”(262)如此惧祸自保，对已位在三公的人而言，即是助董为虐。荀爽号称“硕儒”，不可能不知儒学一直强调的在其位谋其政的政治伦理，而其在位无所作为，虽可以董卓暴虐强作辩解，但越是乱世，士大夫应该越有作为才是。否则，上文所论的清流抗争，是不会那么持久而激烈的。退一步说，即便要不争以全生，也应退处朝外，不与浊流，这未尝绝对不可行。汉末的退隐之风渐长，可为其证明。此见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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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辨析的是，为何这些当时享有盛名的三公选择明哲保身，而不勉力匡政呢？大致说来，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汉朝创制之初，文景时期的“无为而治”，成就了西汉的盛世，而自萧何到曹参的“萧规曹随”的行政继承原则对后世三公九卿的治理原则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以致到了需要君臣“有为”治理的汉末时，担责的三公九卿反倒失去了变革旧制以救时弊的勇气和能力，(263)这也是崔寔那么注重“达权救弊”的原因所在。二是儒者之治，“难与进取，可与守成”，(264)其“难”的关键在于，许多儒者“守”的是私利而不愿进取。自今文经学成为两汉朝廷的主流思想后，明经术而至高位成为“利禄之途”，这事实上削弱乃至瓦解了儒学所内蕴的以“公”、“义”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在位的三公九卿为了守住自己的禄位，而不得不“无为”自保，汉末名士甚至买官以固位，彻底失去了儒学“弘毅”、“笃行”的行事品格。三是道家思想虽未在两汉时期成为主流，但其影响一直持续着，其中所蕴含的进退有止的人生智慧，在士大夫那里容易蜕化为庸俗的生存之术。而其中蕴涵的洁身自好、逍遥自乐的精神追求，则成为汉末士人另一种迥异于儒者的人生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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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隐不仕。退隐之风由来已久，而之所以隐，却原因各异，或避害、或养生、或自清其神、或自守自志，等等。就汉末士人的退隐来看，避害与守志为主要原因。寻诸《后汉书》各传，汉末士人的退隐，大略有以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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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儒者隐以教授。汉代士人多为儒者，但汉末居高位的儒者多未能光大儒学，相反，倒有不少民间儒者，隐居教授，成为儒学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力量。除前论的王符外，还有几个重要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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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家世名族。“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诸公争加辟命，皆不就。”(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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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屠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九岁丧父，哀毁过礼。“隐居精学，博贯五经，兼明图纬。”在范滂等人议论朝政，士人争慕其风的时候，他“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185年，董卓废立，“蟠及爽、融、纪等复俱公车征，惟蟠不到。”“蟠处乱末，终全高志。”(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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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事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著有五万言《春秋左氏条例》，建安中卒。(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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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位至三公的儒者在位的庸庸碌碌相比，这些人可视为儒学在民间的传播者。也正因为有这些人的隐居传授和著述，儒学的传承才会有人和言的载体。因此，此类退隐者，就其行而言，实际上是守志以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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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清者隐以自守。与上述纯儒隐以教授或著述不同，汉末也有士人坚守儒学之义，但因为对世事失望，远离浊流，终生不仕，清以守志。著名的事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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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燮字彦祖，汝南安城人。“十岁就学，能通《诗》、《论》；及长，专精《礼》、《易》。不读非圣之书，不修贺问之好。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给。非身所耕渔，则不食也。乡党宗族希得见者。”(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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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贫，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陈蕃、胡广、黄琼屡屡征辟，都拒而不应。后来太尉黄琼死而归葬，“穉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不告姓名。”灵帝初卒，年七十二岁。(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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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论抗争型的清流人士相比，汉末这类清以自守的隐者是以非暴力的、非直接对抗的形式，既保持自身志气的纯洁，又力行儒家的伦理。或许，正是有这类人的大量存在，加上他们践履儒家伦理的方式，使得儒学的价值在民间得到深度认同。儒学能流传至今，这类隐者的功用，不可忽略。(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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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达者隐而不返。《后汉书·逸民传》记载了许多隐逸人士，其中以下面两人的记载最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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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留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县，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二人欲与之语，不顾而去，莫知所终。(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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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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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留老父与弃官归乡的张升的对话，有一种鲜明的对比，即，有入世情怀的人总是怀有不可消解的忧愁，真正洞明人世的达者却不忧其所不可救的对象。庞公夫妇更是深得道家真谛，人情千差万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趣舍行止”，各人“趣舍行止”的结果，其实即是各自的寄托和归宿。而对这样差异的个体，天下也无法一一保全其差异，更无法令行划一。因此，由于天下并非一人之力所可保全，乱世也不可能为我提供安宁之所，故乱世中以安生为先，不以保全天下为事。而天下自会在那些争斗者分出胜负后，渐趋安宁。这二人的隐而不返，是洞明世事使然。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真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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