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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如《庄子·齐物论》那样的析理篇章，以“论”为名，才是较为妥帖的。而石渠阁和白虎观会议上根据经典而相互论难，是作论之人应该遵循的正道。自汉末魏初刑名法术之学复兴后，如何辩名析理成为傅嘏、王粲的胜场，到王弼、何晏那里，他们更是舍弃以往那种拘泥于经典的论说（守文），转而专门论析“玄理”。如此，道家与儒家双峰并立，难分轩轾。而王粲、夏侯玄、王弼、何晏、嵇康等人之“论”，都阐发出各人对相应主题的独特见解（“师心独见”），并且论证严密。这些“论”是“论”这一文体中的英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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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刘勰对“论”体的分析，准确地说明了汉魏思想家在“博通”之后，他们开始对“理”有浓厚兴味，并因此寻求各自对“理”的理解的表达方式，其结果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论”体。换个角度来看，即玄学家们着力阐发的“玄理”，虽然“理”之对象不同，但对“理”的兴味及其相应的辨析和表述，都与汉末士人的诸多转向密切相关。也就是说，魏晋玄士以“论”析玄理，而汉末士人则用“论”说儒义，但魏晋人那些玄理的“新酒”，是装在汉末人那些“论”的“旧瓶子”里。所应说明的是，刘勰注重的是作为文体形式的“论”的形成和发展，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作为文体之“论”的正式形成和运用，必在文人对“论”以及“论难”这些理解和表达方式的运用纯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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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汉末士风对魏晋玄风的其他影响还有很多，如对清谈的影响，除了上文已经论及的“三君”、“八达”等称谓与玄士中的“七贤”之类称谓有相通处外，在此再举一例，《世说新语·德行》载，“周子居（乘）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306)黄宪字叔度，比荀爽的父亲荀淑年少，是郭泰、荀淑都很钦慕的人物。再看《世说新语·文学》所载，“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二者的评论语式颇为相似，但周乘之语是人伦品鉴，而殷仲堪之语是思想品味。表述上的相似性和内容的差别性，正可视为汉末士风与魏晋玄风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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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汉代经学人士依据众多家法、师法对经典的丰富阐释，为马融、郑玄那样的五经通儒准备了足够的思想资源，而马、郑这种“通”的努力又为魏晋人彻底摆脱经典束缚提供了基础。进一步地，汉末魏初文人那种致力于辩说某“理”的努力，又为玄士们阐发玄理提供了足够的逻辑借鉴。同时，汉末的狂放风气和隐逸精神，一方面促发玄士们拓展自身的想象和思维，另一方面也让他们能够以高迈的精神追求在纷乱的世间进行玄理探究。不然，嵇康等人又怎会费心劳神去作《高士传》呢？唯有这几种因素综合作用，才会有何晏大会宾朋的反复论难，才会有初出茅庐的王弼让位居高位的何晏心悦诚服，自毁著作。思想和文化的辗转相续，德行和士风的逶迤流播，于此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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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井直弘综合日本学者的研究结果而编制出《东汉时期灾害、叛乱表》，摘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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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五井直弘：《中国古代史论稿》，姜镇庆、李德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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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兹全对东汉农民流亡、暴动以及依附关系的发展有精审的梳理，参见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8—401、442—453、459—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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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清流、浊流的说法，基本上是针对参与社会政治的各类群体的言行而言的，其最初意味大概源自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序中所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把“清流”一词作为政治清明代称的应是汉末杨震在批评宦官危害时所说的“无所兴造，欲令远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后汉书·杨震传》）以后，史书中常以“任职清流”等评论士大夫，至清朝同治、道光年间乃有“清流党”之谓。如《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张之洞传》说：“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崛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77页）此中意味，即是由汉末而来。至于浊流之称，乃是与“清流”相对才有的。杨联陞在《东汉的豪族》一文中认为汉末的党锢之祸即是清流和浊流两大豪族集团争夺政治权力和地位的搏斗。文载1936年的《清华学报》11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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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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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关研究参见贺昌群：《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载《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05—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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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贺昌群：《贺昌群文集》第一卷，第338—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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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四“东汉诸帝多不永年”条，中华书局，1987年，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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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上》，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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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此问题比较简明的述说，可参见《剑桥秦汉史》，第297—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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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后汉书》卷三四《梁统列传》，第1179—1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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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事见《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之《单超传》，第2520、2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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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这些事件较为简明扼要的述说，可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1—346页；以及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第357—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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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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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袁宏：《后汉纪》卷十八《顺帝纪》，张烈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35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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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后汉纪》卷二一《桓帝纪》，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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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据《后汉书·李杜列传》载，李固出狱时，“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指诬李固‘妖言’事），遂诛之。”（第2087页）而杜乔则是“桓帝将纳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礼迎之，乔据执旧典，不听”。于是宦官唐衡等向桓帝污蔑说：“陛下前当即位，乔与李固抗议，言上不堪奉汉宗祀。”结果二者“暴尸于城北，家属故人莫敢视者”。（皆见第20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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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后汉书》，第20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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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后汉书》卷六三《杜乔传》，第20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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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后汉书》，第18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