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2039389e+09
1702039389 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凌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104)
1702039390
1702039391
1702039392
1702039393 在裴的这段批评文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反对玄学贵无论和放达派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儒学的传统,表现了儒学在“处官”、“奉身”、“修养”、“礼制”、“仪表”、“长幼之序”、“贵贱之级”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与道家或玄学的根本分歧。在裴看来,玄学家和放达派“贵无”的结果,把一切现存的礼法制度都视为束缚人性的桎梏,从而主张“贱有之论”。而“贱有”的结果,又必然导致对儒家礼教的破坏。他说:
1702039394
1702039395 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105)
1702039396
1702039397
1702039398
1702039399
1702039400 这里所谓的“外形”,即玄学家所指的“超然物外”、“形骸之外”。因此“外形”,就是使身心超脱各种外在事物的牵累和束缚,其中包括社会制度和各种规范。在裴看来,不把社会制度、法律条款、道德规范等放在眼里,则必然蔑视礼法,从而在行为上悖礼乱德,导致“礼制”的破坏。社会没有礼制,“则无以为政矣”。这就是裴所认为的“贱有”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裴的这种看法,明显地反映了他维持儒家礼教的立场和对社会礼法的重视。
1702039401
1702039402
1702039403 裴在《崇有论》中,还特别分析了玄学贵无论产生的原因。他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标准,认为在对待人的自身生命问题上,存在着违反儒家中道思想的两个极端,一个是纵欲主义,一个是禁欲(绝欲)主义。他说:
1702039404
1702039405 若乃淫抗陵肆,则危害萌矣。故欲衍则速患,情佚则怨博,擅恣则兴攻,专利则延寇,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106)
1702039406
1702039407
1702039408
1702039409
1702039410
1702039411
1702039412 这就是说,纵欲之徒,往往因欲望太盛,专擅恣意,独揽利益,而导致仇怨、攻斗、招致盗贼的侵袭等一系列灾祸的降临,这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即由于过分重视生命,结果反而丧失生命。这是在对待自身生命问题上的一种极端。裴认为,贵无论看到这种一味追求外物所引起的“失生”的“偏质之弊”,于是提倡减损欲望。老子著五千文的目的,即在“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在裴看来,老子的这一主张,确有使人“释然自夷”的作用,符合儒家《周易》中《损》、《谦》、《艮》、《节》四卦所包含的减省、谦让、静穆、节制的含义。但《周易》这四卦所推重的谦、静、节、减,只是君子之道的一个方面。如果把它夸大为是整个《周易》的基本精神,以为《周易》亦“以虚为主”或“以无为本”,这就歪曲了儒家经典。他说:“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107)裴的这些说法,显然是针对玄学家特别是王弼“以老入易”、“以无入有”的主张。如王弼《周易·复卦注》说:“复者,反本之谓也……寂然至无是其本矣。”这正是裴所批评的把《周易》的基本精神归结为“以无为本”的玄学观点。裴表面上批评王弼对《周易》的曲解,但实际上却主要是针对玄学所依恃的老庄道家之学。他批评老子说:
1702039413
1702039414 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故其辞曰:“以为文不足。”若斯,则是所寄之涂,一方之言也。若谓至理信以无为宗,则偏而害当矣。(108)
1702039415
1702039416
1702039417 裴认为,道家学说只是“一家之辞”或“一方之言”,就其反对“秽杂之弊”来说,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若把它推向极端,认为“至理信以无为宗”,即把“以无为本”作为最终的归宿或最高的道理,就会产生片面性而导致谬误。
1702039418
1702039419
1702039420 上述两种极端都违背儒家的中庸原则。在裴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这是说,过奢的欲望可以减少,但不可以完全禁绝;过分的欲求可以节制,但不能“以无为贵”,他说:
1702039421
1702039422 众理并而无害,故贵贱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观乎往复,稽中定务。(109)
1702039423
1702039424
1702039425
1702039426
1702039427
1702039428
1702039429 裴在《崇有论》中,正是用儒家“稽中定务”的思想,批评了在养生问题上的两种极端倾向,肯定了人的情欲“不可绝”。认为“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但不是放纵情欲,而必须“交物有会”与“择乎其宜”。所谓“会”,即恰到好处。很明显,裴所谓的“观乎往复,稽中定务”,就是儒家的中庸思想。所谓“众理并而无害”、“贵贱形焉”、“吉凶兆焉”等说法亦出自《易传》和《中庸》。在裴或儒家看来,“天地之所以为大”,正在于天道之诚。圣人效法天道,有包容宇宙万物的精神,因此对儒家来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无论高低贵贱,都可相安无事。裴的这一说法也是反对玄学的。因为贵无论认为,“殊其己而有其心,则一体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110)从而主张“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的贱有绝欲之论。裴承认“万物”与“众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反对以“无”来统率“众有”,主张以“慎乎所接”、“交物有会”的中庸思想为指导,来调节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强调礼制教化的作用。他说:
1702039430
1702039431 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忽然忘异,莫有迁志。况于据在三(疑三后脱“五”字)之尊,怀所隆之情,敦以为训者哉!斯乃昏明所阶,不可不审。(111)
1702039432
1702039433
1702039434 裴认为,能不能以儒家思想来教化百姓,是政治昏乱或清明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他把儒家思想作为教化、政刑和国家政治及人君治国的指导思想。强调通过这种教化,使百姓“信于所习”,从而避免玄学贵无论的影响。这是他撰写《崇有论》的根本目的。
1702039435
1702039436
1702039437 四、裴《崇有论》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儒学的理论贡献
1702039438
[ 上一页 ]  [ :1.70203938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