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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初，裴官居侍中、国子祭酒。“时天下暂宁，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92)这条记载，说明裴在任国子祭酒时，重视儒学教育。“奏修国学，刻石写经”，即是加强国子学的具体措施。西晋国子学，晋初即有规模，建制承袭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后有荒废，至咸宁二年（276）又立，置国子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并于诸县立小学。至裴任国子祭酒时，由于受当时思潮的影响，国子学的儒学教育似有不少问题。据《南齐书·礼志》引曹思文疏秦所载，其问题之一便是“太学生人多猥杂”，优劣混淆，泾渭不分。裴“奏修国学”，盖即指此。“于是制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在裴督导下的国子学，恢复奠祀孔子的古礼。元康三年（293），皇太子讲《论语》通，在裴的主持下，“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同时，“又令荀藩终父勖之志，铸钟凿磬以备郊庙朝享礼乐”。荀勖的儒学活动在当时就很活跃。其子荀藩，元康中为黄门侍郎，在裴的建议下，“受诏成父所制钟磬”，以备朝廷举行祭祀大典时按古礼奏乐之用。这些活动，皆可表明裴对宗庙祠祀、拾遗补阙朝仪礼制的重视及其儒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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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在朝显居要职，惠帝即位，转国子祭酒，尤值得注意。因为这一职务与他的儒学活动大有关系。杜佑《通典》说：“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初立国子学，置国子祭酒一人。国子，周之旧名，《周官》有师氏之职，即魏国子祭酒。”杜佑在其自注中说：“周礼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又有保氏而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也。……裴为祭酒，奏立太学，起讲堂，筑门阙，刻石写五经也。”(93)这就是说，国子祭酒的职责主要是“掌监学之政，皇太子受业则执经讲说”，并兼统诸经博士，故有时亦称“博士祭酒”或“儒林祭酒”。其职责即掌五经以教子弟，国有疑事，掌函问对，故常兼仆射、侍中等要职。故对这一职务的人选，历代均以“聪明而威重者”、“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或“儒学优重者”为之。裴既为国子祭酒，必信奉儒学，明经行修，并具备深厚的经学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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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中保留有裴的一些经学议论。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各州中正检举太子家令虞濬、镇东司马陈湛、上庸太守王崇等多人“冒丧婚娶”之事。有司认为“冒丧婚娶，伤化悖礼”，故奏请“宜加贬黜”，尚书符下国子学处议。《通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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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祭酒裴以为，吉凶之别，礼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礼，非所以为训。虽父兄为主，事由己兴，此悉人伦大纲，典章所慎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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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古礼，天子成年都有一定的加服冠冕之礼，以为“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古者圣王重冠，所以为国本也”。(95)但至魏晋之际，对天子冠礼已有很多不同说法，有的主张天子十二而冠，有的主张十五而冠，还有的以为“天子继位之日即为成君冕服”，而不必问天子年龄。《通典》载有裴的一段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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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答治礼问，“天子礼玄冠者，形之成也。为君未必成人，故君位虽定，不可孩抱而服冕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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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的经学议论，虽然只保留下来上述两条，但仍可反映裴是一位熟悉经学的儒家学者。他对吉凶之礼和天子冠礼的意见，都表明他对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服膺和继承。从这一侧面，反映裴的儒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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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不仅熟悉经学，而且对儒家的思想亦有许多发挥，尤其重视任贤使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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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圣哲，深原治道。以为经理群务，非一才之任；照练万机，非一智所达。故设官建职，制其分局。分局既制，则轨体有断。事务不识，则其任易处，选贤举善，以守其位。委任责成，立相干之禁。……故称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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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裴看来，独任“一才”、“一智”并不能治理好国家。圣人之治在于设官分职，选贤举善，充分发挥“群才”与“群智”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调动群才群智的积极性并加以合理分工，使“官当其位”，“人守其分”，社会避免互相牵制，互相干预，“故人知其务，各守其所，下无越分之臣，然后治道可隆，颂声能举”。(98)裴认为“任贤使能”，留心政治是治道的根本所在，故对“桑谷之异”、“水旱之灾”的反应并非一味地赦免所能解决。他有一篇《谏赦疏》说：“感神以政，应变以诚，故桑谷之异，以勉己而消。汉末屡赦，犹凌迟不返。由此言之，上协宿度，下宁万国，惟在贤能。慎厥庶政，但非孤赦所能增损也。”(99)这些都是儒家注重人事，关心社会政治的人文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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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裴还有《陈刑法过当表》、《辞专任门下事表》、《言庶政疏》、《外戚不宜专任疏》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儒学思想，并与其《崇有论》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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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裴《崇有论》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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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国志·魏书·裴潜传》注引陆机《惠帝起居注》，裴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当时流行的虚诞之弊。《崇有论》保存在《晋书》本传中，《贵无论》早已亡佚。但据上述陆机的说法，《贵无论》虽以“贵无”名篇，其内容也是针对“虚诞之弊”而发的。可见裴是当时反玄学思潮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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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有论》的主旨在于肯定儒学仁义礼制的合理性。他认为，贤人君子必“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100)很明显，“仁顺”、“恭俭”、“忠信”、“敬让”都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裴以这些基本内容为圣人治理社会的根本条件（“为政之由”），反映了裴的儒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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