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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以来，文章竞为浮华。为革除其弊，大统十一年六月，宇文泰令苏绰仿《周书》作《大诰》，宣示群臣，戎以政事，并规定“自今文章皆依此体”。十二年，西魏正古今文字。宇文泰“以隶书批缪，命丞相府法曹参军赵文深、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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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西魏在制度朝仪、权衡、艺术、文字等诸方面均采取措施，并力图健全国家体制，以与东魏及南朝萧梁政权相抗衡。苏绰几乎全部参与了这些措施的制定，并以其儒学思想为指导，形成了西魏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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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条诏书》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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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的著作，据《周书》及《北史》本传载，有《佛性论》、《七经论》，均佚。目前保存下来的仅有《奏行六条诏书》及《大诰》，载于《周书》和《北史》本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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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诏书》为西魏北周之经国大法，宇文泰令百官“习诵”，并规定牧守令长非通六条者，不得居官。据《通鉴》，《六条诏书》颁布于梁大同七年（541）九月。从思想内容看，《六条诏书》是有魏以来，北朝儒学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它虽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出现，但其内容却极为平实，语言也朴素简练。全文不足五千言，却涉及儒学的一系列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实为魏晋南北朝儒学史上一篇难得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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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人之要，在于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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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所处的时代，是兵戈不止、征伐与侵攻交至、杀戮与盗贼并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方伯守令，百僚卿尹，互争利害，往往是“物议横生，异端互起，退让寂寥，靡节竞驰”。如何纠正这种上层腐败的颓风、引导下层民众走上正途，苏绰提出了他的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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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理人之体，当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静，则思虑忘生。思虑忘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既乱，则一身不能治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于清心而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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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认为，身为冢宰、卿尹、百僚之官，其任务皆在管理民众。要把民众管理好，使社会得到治理，不能只去说教别人，而必须从自己做起，即首先清理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保持清静，才能洞见真理，明察是非，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那么何谓“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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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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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的内容，是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这里强调了清、静、和、正（端）四个字。很明显，这已超出了先秦以来传统儒学所规定的内容（这一点，将在下文评论）。苏绰认为，“清心”并非专指“不贪货财之谓”，而是指心无邪僻之虑。心无邪僻之虑，则所思所念便“皆得至公之理”。这些看法，表现了此一时期儒学对修养提出的新观念、新要求，对以后儒学的发展亦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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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儒家的大学之教，“心正而后身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苏绰即按此次第，在提出“清心”之后，又提出“理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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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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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绰看来，人君是百姓的表率，自身不修而望百姓有良好的道德和操行，那是不可能的。这一思想是儒学的传统思想，如《大学》所谓“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用现在的话说，教育者自身必须首先受教育，然后才能去教育别人。从政者更是如此。儒家的这一观念直到现在仍有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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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洗心革意，教化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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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自身先受教育，这是敦厚道德、移风易俗的必要前提。苏绰认为，要使国家走上正轨，“诸牧守令长，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所谓“洗心”，如前所述，即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地排除“邪僻之虑”。所谓“革意”，是指改变观念，不能因循旧轨，便从权宜，无所作为。因为西魏立国之后，大难未弭，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凡百草创，率多权宜。致使礼让不兴，风俗未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地因循权宜，就只能是“唯兵革是闻”，“唯刑罚是用”，社会就不能得到更好的治理。用惯了“兵革”、“刑罚”，牧守令长等高官显贵便会头脑简单，只知对百姓实行“专政”，而不知以德柔化，使人心归从。此即孔子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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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十分重视教化作用，在《六条诏书》中，他把“修心”放在首位，居于第二位的便是“敦教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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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自古安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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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教化”是儒家的传统。它不仅表现了儒家的入世观念、人文精神，而且表现了儒家思想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政治一直是靠儒家的名教来维系的，因此苏绰也强调“安危兴亡，皆由所化”。那么，何谓“教”？何谓“化”？苏绰作了自己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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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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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教”与“化”分而析之，这是对儒学的发展。“化”的观念虽来源于《易》，但这里显然是吸收了道家的说法。特别是“朴素”、“不知其所以然”都是道家常用的概念。但苏绰却赋以儒家的内容，如“使百姓亹亹，日迁于善”，而非道家“使百姓闷闷而混其心”。这里的“化”，是潜移默化。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在于此。何谓“教”？苏绰作了传统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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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以孝悌，使人慈爱；教之以仁顺，使人和睦；教之以礼义，使人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此之谓教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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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强调王道政治，其内容之一便是“教”，这是与霸道政治的重要区别。孔子把“屏四恶”作为从政的条件。其中“不教而杀谓之虐”，为“四恶”之首，就是强调教育的重要。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儒家把“教”提到政治成败、国家兴亡的高度上，并且把“不教”作为暴政与殃民的根源，正是看到国家政治的好坏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即孟子所谓“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苏绰所以把“敦教化”放在《六条诏书》的第二条，亦是其推行王道政治的需要。这完全是儒家的一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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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衣食足则知礼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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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认为，要推行儒家的仁义教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便是衣食充足，此即孔子“先富后教”之义。苏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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